偏好、禀赋、技术与企业产权制度的演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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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禀赋、技术与企业产权制度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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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产权由劳动产权和要素产权两个部分构成。劳动产权基于组织的共同知识所创造的剩余，它的分配具有共享、平均的特点；要素产权基于个体的物质和人力投入所创造的剩余，它要求明确划分其归属，具有竞争性分配的特点。企业产权结构是二者分配的综合结果，它主要取决于共同知识创造的剩余的份额、要素的投入系数和产出系数。企业所依存的偏好、禀赋和技术条件正是通过对前三个参数的影响主导着企业产权制度演变的历史过程。

一引言

自1937年科斯创立现代企业理论以来，企业产权结构的选择一直是各种企业理论流派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其中代表性的分析思路有两条：一条是在契约理论的框架里，将企业的产权结构视为各要素所有者为分享企业剩余而进行权利交换的市场结果。在这个基础之上，形成了以威廉姆森（Williamson）、格罗斯曼（Grossman）和哈特（Hart）等人为代表的不完全合约研究方法和以詹森（Jensen）、麦克林（Meckling）等人为代表的委托—代理研究方法。其中，不完全合约理论以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假设为前提，通过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等基本概念的引入，分析了不同要素的产权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什么是企业产权结构的最优安排的解释。委托—代理理论则坚持了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中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讨论了在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条件下如何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机制设计问题。另一条则是以新近兴起并已得到广泛运用的企业能力理论为依托，强调企业本质上是一个生产性知识和能力的集合体，它的成长取决于这些知识和能力的积累、保持及运用。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企业组织作为一个集体所占有的那些共同知识。根据这一全新的对企业性质的定义，企业行为的准则就可概括为尽可能地培育和积累专属于自己的能力体系，企业产权结构的选择也就取决于企业组织学习与积累核心能力的需要。这二者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经济学家分析企业产权制度安排的理论基础。

在本文中，我们仍然强调在制度变迁理论的框架下分析企业产权结构安排的历史过程。但是，我们对企业产权结构进行探讨的出发点不再是交易成本最小化，而是从生产与合作的角度寻求个体最大化行为与企业组织剩余最大化的兼容，并进一步从企业知识与能力集合的构成（私有知识和组织知识）引申出企业要素产权的竞争性分配性质和劳动产权的共享性质。文章结构的具体安排是：第二部分结合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过程对国内学者依据前述两条分析思路所进行的探讨做一个文献回顾，并引出本文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第三部分在个人收益与组织收益相兼容的前提下，提出一个企业成员参与产权分配的行为模式，通过组织、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合作竞争关系来阐述企业产权安排的理想状态及其决定性参数。第四部分从企业产权分配的决定性参数的影响因素出发，论证了企业所依存的偏好、禀赋和技术条件对企业产权制度变迁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对企业产权结构变迁的历史过程给出了一个逻辑一致的解释。第五部分是一个结束性评语。

二文献回顾

国内学者对企业产权制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鉴于国有企业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对传统的国有制进行改革，但直到1992年，改革的重点从放权让利转向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造以后，才真正涉及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不过，由于人们一般将“股份”视为在企业物质资本投入中所占有的份额，从而给劳动者参与企业治理、分享企业剩余造成了理论上的困难。针对这一情况，一些学者提出了劳动力、技术等人力资本作为企业生产要素也可入股的“泛股份制”和“分享制”等形式的企业产权制度。这一阶段的研究强调企业中劳动力产权的重要性，但大多采用传统的研究范式，缺乏对企业微观主体行为及相应的内部治理结构的研究（刘长庚，2003）。第二阶段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人力资本重要性的提高，人力资本产权的问题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产权安排中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围绕这一问题，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这一争论始于崔之元1996年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崔之元从美国20世纪80年代公司之间的“恶意收购”浪潮到29个州公司法变革谈起，认为将股东视为企业的“所有者”是一个错误，公司经理应该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和全部“利益相关者”负责，而作为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企业员工是“利益相关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应该分享企业产权，参与企业重大决策。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应在这方面比美国做得更好。

继崔之后，周其仁（1996）从人力资本天然属于个人，只可激励而不能“压榨”的产权特征出发，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