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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08东西方的基层治理

【热点背景】

2022-06-05?今日头条中新社记者:李双南

吕德文,社会学博士,武汉高校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武汉高校中国乡村治理争辩中心争辩员。长期从事田野调查、城乡社会观看和基层治理争辩,致力于以专业学问介入公共政策争辩,担当多家媒体专栏作家。新近出版《国家基石:基层社会治理图景与乡村振兴》。

【材料原文摘引】

中西社会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是有组织的,而西方是个体化的。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中国实行了全政府—全社会的疫情防控模式。事实上,这一防疫模式的选择以中国的基层治理体系为基础。

中西基层治理存在哪些差异?作为一个有着丰富治理阅历的国家,中国的哪些历史传统与阅历对当前基层治理仍有借鉴意义?中国基层治理如何向“大道至简”的目标努力?武汉高校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深度解读】

吕德文:中西基层治理有何差异?

中新社记者:您在著作中指出,中国是一个有丰富治国理政阅历的国家,有悠久的乡村治理传统。哪些历史传统与阅历对当下的基层治理仍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吕德文:中国的基层治理,实际上是三种阅历的交汇。一是“大传统”,即在中国悠久历史传统中形成的极为丰富的乡村治理阅历;二是“小传统”,即新中国成立后自主探究的治国理政新阅历;三是西方现代社会的治理阅历。对于当下的基层治理而言,尤其要借鉴前两个传统阅历。

首先,中国在历史上是单一制和大一统国家,基层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人们对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存在误会,认为历史上的基层治理脱离皇权。事实上,这句话是指古代的官僚机构比较简约,只在县一级才有正式官员,但这并不意味着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的治理依靠非正式工作人员,包括乡里的胥吏、地方精英和传统农村行业协会(青苗会、水利会)等。这些人员帮助地方治理,受地方官员节制,并不游离于国家治理体系之外,而恰恰是国家治理建构的结果。

中国的简约主义的治理传统,给现代基层治理留下丰厚遗产。如古代的乡里制度,影响了现代的乡村两级治理层级结构,再如传统国家始终利用半正式行政方式解决基层治理问题。自上而下的行政和自下而上的自治相结合的“双轨政治”,实则抓住了基层治理的精髓。

其次,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了传统中国简约治理的传统,并制造出群众路线,形成全新的现代治理阅历。其实,在乡镇建立政权的尝试自清末起就开头了,但真正获得成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建立了现代政权,其体系远比传统体系简单、高效、完善,但行政成本并不高。

新中国的基层治理何以做到高效且低成本?答案正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既是全新的治理理念与方法,又是对简约治理传统的继承,既是群众工作方法,又要在行政体系内实践。因此,新中国实现了比传统社会更高的动员组织程度,通过发动群众,依靠农村自身资源完成了现代农村建设,如沿用至今的完善的水利体系,简易大路交通系统等,并推动一系列乡村公益事业,如扫盲运动、卫生运动等。

概而言之,简约、高效的两个治理传统,在当代中国有深厚的合法性基础,是经过革命和建设检验的治理阅历,可谓大道至简。作为学习型政党,中共近些年提倡基层治理现代化,向西方学习各种现代治理阅历,如多元治理、去中心化治理、新公共管理运动、政府购买服务等。不过据我观看,近年基层治理真正有效的创新,仍是出自两个传统,而多数看似理念先进的创新,几乎都是失败的。因此,基层治理要返璞归真,接续传统,向简洁高效治理的目标努力。

中新社记者:中国与西方的基层治理有哪些差异?

吕德文:首先,中西社会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是有组织的,而西方是个体化的。西方的政权体系不会到达最基层,典型例证是一般西方国家都没有居委会。相比之下,中国的基层社会和基层治理体系合二为一,尤值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细胞党的性质,与西方政党形成区分。在中国,党组织成为社会有效运行的细胞,是社会的有机构成部分,并不外在于社会。党员和党组织分布在社会每个角落,关键时刻号召党员,社会就可以自我循环。面对新冠疫情,中国之所以实行全政府—全社会的疫情防控模式,是由于中国有条件做。事实上,传染病防治的基本科学原则是把病毒隔离,这需要社会组织动员力量。很多西方国家通过宵禁之类的法律命令试图隔离病毒,却缺乏有效的基层社会组织协调个体遵守防疫规定。

其次,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具有互构性,而西方国家对社会层面的治理是不干预的,国家直接对接个体,很难对接组织。中国的基层具有双重内涵,既包括基层社会治理,即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又包括基层政权治理,两者相辅相成。相比之下,西方的基层治理更大意义上就是指社会治理,很难依靠自发秩序。

任何国家的治理都期望达到简洁高效,中西皆然,并且对治理的评价存在客观标准,如绩效好,必定是投入成本少但实效高,且民众满足。对中国而言,基层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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