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话语与性别：虐童报道中女性形象研究.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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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话语与性别

“虐童”报道中女性形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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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汉邹月华

【摘要】通过对“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媒体报道进行话语分析，探讨了事件中女性形象刻板建构及女性话语遮蔽等议题。媒体在呈现事件真相过程中，消解了女性角色的多重社会意义与主体性价值。这种带有媒介性别政治和消费主义逻辑的叙事话语，不仅遮蔽了媒介话语中性别权利不平等关系，也折射出当下中国媒体转型所面临的媒介伦理困境。

【关键词】女性主义;女性形象;媒介话语;虐童事件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从2013年“温州虐童事件”到2017年“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等有关报道，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随着各类虐童事件在大众媒体中的不断曝光——不可否认这些肇事者/方的不当行为在道德上和法律上都要受到相應制裁——然而事件中“女保姆/保育员”“女幼教”“受伤母亲”等性别身份在媒体中被不断凸显，使得女性作为重要的媒介话语和意义元素，在虐童议题的舆论建构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大众传播是“社会关系的中介”，而舆论中女性叙事视角的缺失及女性主体身份弱势，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受众对相关事件中女性形象的认知。

关于“虐童事件”的相关研究，不少学者从舆论传播、谣言传播、媒介伦理等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例如王婷以系列“幼师虐童”事件网络报道为例探讨网络新闻报道中的性别意识[1]、朱萍对新媒体环境下幼师群体报道失衡分析[2]等进行了研究。有学者以“温州虐童事件”报道的分析，指出央视《看见》节目试图借助颜艳红这一案件重新打造媒体叙述框架，在这一框架中颜艳红是个兼具了“草根阶层”“农村”“女性”等多重身份的“90后”主人公，而“出身”所暗含的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教育”所指向的后天社会资源再分配的不合理，以及“爱情”所挟带的传统的两性不平等关系成为事件悲剧的原因。[3]可以说，审视媒介在性别话语塑造以及女性形象建构中的角色作用，揭示了媒介传播中的性别权利关系以及传播机制，对于探讨系列虐童事件的发生机制及其深层社会政治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2017年11月初，两段有关携程亲子园工作人员虐童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并引发社会强烈关注（下文简称“携程虐童事件”）。视频显示，在1日和3日，携程亲子园教师殴打孩子，喂孩子吃不明物品（后被证实是芥末），引发了网络热议以及相关媒体的报道，案件当事人、受害孩童家属方、携程方面和上海市妇联等先后发声，使社交媒体形成了不同利益主体的舆论，极大地引发了受众对虐童现象的“集体焦虑”和幼教群体的“刻板印象”。最终，事件结束是以涉事女性被法院判决为标志，但舆论在平息后却无形中强化了“女幼教/保育员污名”和“母职焦虑”的媒介女性形象。

本文采用话语分析方法从文本视角和语境视角，通过探讨“携程虐童”事件中媒体话语是如何建构事件中不同女性形象，并如何在呈现事件真相与社会意义建构中遮蔽了女性多元话语表达等问题，揭示不同女性形象建构的媒介话语，试图发掘当下媒介文化语境下女性话语多元表达的可能性。

二、话语建构：“虐童议题”中女性形象的媒介呈现

媒介是生产符号和建构意义的工具，传播的过程是建构意义的过程，也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的过程。梵·迪克则认为，“话语和新闻都是社会的产物，因为它必然表达和确认其制作者的社会和政治态度”[4]。透过整个虐童事件可以发现，“受虐儿童”母亲的微博爆料、女职工/教师“虐童”视频被公布、上海妇联发布声明、携程高层负责人公开道歉以及涉事女员工被逮捕等节点事件发生，既构成了“携程虐童”事件的真相呈现过程，也促成媒体舆论的数次高峰值。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形象）也作为重要的话语性元素和意义性元素介入了事件当中，不同女性形象被媒体呈现与建构。本文从文本和语境的视角，分析新闻话语的文本结构（新闻图式）和叙事策略中隐含的性别话语意图。

（一）失语——底层女性的媒介污名

近年来，虐童事件不断在媒体上曝光，不仅引发了公众的焦虑和愤怒，更对整个女幼教群体的形象造成污名化：幼儿园教师的公众形象业已呈现出职业道德低、工作技术含量低、个人品质差的“二低一差”特点，和社会形象呈现出职业待遇低、学历低、社会地位低的“三低”特点。[5]在虐童行为既定的前提下，媒体报道叙述中她们不仅处在话语“弱势”地位，而且作为道德主体构成民众对事件真相认知的重要角色。

大众传媒是性别意识形态发言的重要场域。传播资源的多寡是一种传播权力关系的体现，而阶级权力所建构的生产层级将女性摒除在外，最好的情况也是将女性边缘化。[6]一方面，正如媒体和网友在对“携程虐童”视频呈现事实过程时的话语表述，施虐者在“保洁人员”“恶魔”及“畜生”等话语指代中成为民众对施暴者的镜像认知，通过截取一些社交媒体中的文本片段[7]，我们可以理出社交媒体对于女幼师的话语形象叙事逻辑：女施虐者——殴打、摔打、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