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言“辩”的语言哲学审视.pdf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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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言“辩”的语言哲学审视

内容提要：通过对“辩”（辩说）的多方面分析，《吕氏春秋》不仅初

步论及了主体间交际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阐明了成功交际的若干规范

性要求，而且对普通名言在表达普遍之道方面的限度也有所涉及。这

些论述继承了先秦诸子在语言之思方面的诸多积极成果，并有所创新，

构成了中国古代语言哲学历史演进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关键词：《吕氏春秋》、辩说、语言哲学

《吕氏春秋》一书，兼儒、墨，合名、法，历代均以“杂家”名之。

近世更不乏论者斥其为“折衷主义”，认定该书不仅丧失了先秦哲学的

独创精神，而且内容重复，往往互相抵牾。[1]考虑到这种负面评价

更多地来源于某种情感的纠缠而不是理智的分析，通过重构《吕氏春

秋》对“辩”（辩说）所作的多方面有价值的探索，本文试图从语言哲

学这一侧面对该书的理论成就进行重新评价，以就教于前辈和时贤。

一、主体间交际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并作，各为殊途百虑之学，好辩之风

盛行，彼此之间常常通过辩说来为自己言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辩护，

并对自己所不赞成的他人主张加以批评和驳斥。作为主体间一种独特

的交际方式，辩说不仅在实践操作层面上受到重视，而且开始进入理

论反思的领域。[2]作为当时哲学话语的一个共同主题，辩说及其相

关问题同样没有逸出《吕氏春秋》的关注范围，而这种关注首先就涉

及到辩说的必要性：

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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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学士曰：辩议不可为。[3]辩议而苟可为，是教也。教，大议也。

辩议而不可为，是被褐而出，衣锦而入。（《吕氏春秋·用众》，下引此

书，仅注篇名）

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各有其长，各有其短。人亦是如此。善于学习的

人能够吸取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在如何学习的问题上，求学者（学

士）不得对师有所辩争，不得立己之议（意见、言论）而与师之议对

立，应当心无成见，虚心受教。如是，则可学业日进，由愚昧而通达，

就像披破衣出门，着华服归来一样。但是，辩争对于施教者则是必须

的，此之谓“辩议而苟可为，是教也”。相异于求学者，施教者不仅应

立议立道，为行其议与道，还应在不同的意见与观点之间展开辩争，

“师之教也，不争轻重尊卑富贵，而争于道。”（《劝学》）

虽然《吕氏春秋》区分了辩说对于求学者和施教者的不同意义，但从

文意上看，上段引文似乎更多地在论证求学者应取他人之长以补己之

短，而非辩说的必要性。见于此，辩说的必要性又该如何理解呢？或

者说，以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为前提能否为辩说的必要性提供

理论的论证呢？就人的认识而言，一方面，“目固有不见也，智固有不

知也，数固有不及也”（《别类》），人的感觉、智慧和道术不可能绝对

完善，总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另一方面，“事多似倒而顺，多似顺

而倒”（《似顺》），事物的真实存在与现象呈现之间往往并不一致。正

是由于种种来自主客观方面的条件限制，使得人难以客观全面地看问

题，因而总是无法摆脱一曲之蔽，“以全取人固难，物之情也。”（《举

难》）认识的相对性常常造成在主体间形成不同的意见分歧或观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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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为了正确区别事物的长短优劣，分辨认识的是非对错，就有必要

把彼此的意见与观点作比较、分析，揭露出各人认识中存在着的矛盾

和相互之间的矛盾，分辨出其中正确或错误的成分，分析出究竟是原

则分歧还是偶然差异，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等等。这样，通过在不

同的意见与观点之间展开辩争，就有可能克服各自的片面性、抽象性，

获得对问题比较全面的认识，从而在主体间达成共识，获得真理，并

借此协调彼此之间的行动。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吕氏春秋》对辩说的必要性尚未形成明确的理

论自觉，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否定了辩说的意义。“不学而能听说者，

古今无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公孙龙之说燕昭王以偃兵及应

空洛之遇也，孔穿之议公孙龙，翟剪之难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议，

皆多故矣，不可不独论。”（《听言》）白圭之非惠子等均是著名的辩说

实例，其中涉及到多方面的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