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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活的制度史

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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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对于宋代官僚政治与制度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使我们得以重新思考宋代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重新认识一向被批评为“丛脞纷纭”的诸多制度设施。今天，进行制度史方面的研究，条件应该说比以往更好，同时却也遇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挑战[3]。在学界已经具备一定积累的情形下，我们更应该明确下一步的方向。

一、关于“问题意识”

众所周知，学术领域中实质性的进展，并不仅仅是由成果的数量决定的；只有表层的平推、扩展远远不够。依照某种现成的模式，我们可以“填补”很多“空白”；但这也许并不意味着对于结构性的体制、对于产生一系列制度的时代之深入理解。描述性的研究提供了再认识的基础，但满足于此，则会造成学术史意义上的停滞不前。如果我们批评宋代的政策政风，还只痛愤于其因循保守；批评宋代的官僚制度，还只斥责其冗滥与叠床架屋；这与宋代士大夫们的认识相比，究竟有多少提高？相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而言，这实际上是思维方式的倒退。

??????我们所面临的挑战首先是：怎样才能有所创新，实现认识论意义上的进步？我个人觉得，回应这一挑战，首先需要在“问题意识”方面有所突破。

所谓“问题意识”，实际上是一种“眼光”。它所反映的，是一种追求历史识见的研究取向；所要求的，是洞察敏锐而言之有物。它探索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不以重复大而无当的普遍规律为目标。对于“问题意识”的强调，有利于寻找学术前沿、减少浅层次的重复，有利于促进论点的提炼与研究的深入，也有利于多领域甚至跨学科的交叉合作。

“问题意识”一方面涉及到“问题”本身，也就是说，在众多可供选择的题目中，有些论题，可能更具实质性意义，或者说对于全局性研究更有“牵动”作用；另一方面，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提问的方式，即如何提出、如何着手解决问题[4]，而这实际上反映出人们治学时的一种“意识”。

实际上，略加注意便可发现，在目前大量的著述中，作者本人预设的问题总会或隐或现地显露出来。例如《文臣：兴邦还是误国》[5]，标题虽然醒目，却鲜明地体现着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类似的认识方式我们处处都会遇到：分析社会阶层与权力结构时的“贵族—平民”[6]；评价特定集团、群体时笼统的“改革”或“保守”；对于王安石变法，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7]；此外诸如“前进—倒退”，“传统—现代”等等，迄今仍未摆脱贴标签式的简单化提法。当然，有许多相对并举的概念，曾经启发过我们研究的思路，例如宋代的文与武、南与北等等，但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应该有更为深入的分析与更加丰富的认识范畴。

任何一种具有解释力的研究模式，任何一种评价体系，都需要中等层次的论证以至微观的考订作为其逻辑支撑。这就需要追求问题设计的层次化、细密化与逻辑的推衍。就制度问题的讨论而言，寻求一些比较有过渡感、衔接递进的提法，既看到前后时代、此制度与彼制度的差异，又看到融通与传承，探究既连接又隔离对立双方（两极）的“过渡阶段”、“中间层面”，或许有助于提出更为新颖的问题。

二、作为“过程”的制度史

所谓“活”的制度史，不仅是指生动活泼的写作方式，而首先是指一种从现实出发，注重发展变迁、注重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式。官僚政治制度不是静止的政府型态与组织法，制度的形成及运行本身是一动态的历史过程，有“运作”、有“过程”才有“制度”，不处于运作过程之中也就无所谓“制度”[8]。

如今，制度史的研究者们无不注意到“长时段”、“动态”研究的必要性。以赵宋开国以来的政治制度史为例，如果我们不局限于朝代更易的框架之下认识问题，则可能注意到，中晚唐、五代乃至北宋初期（太祖、太宗朝至真宗前期）应该属于同一研究单元。我们不能仍然将自己的思路局限于“祖宗创业垂统，为万世法”[9]。尽管新王朝的建立为制度更革提供了契机，却并不意味着全新制度的开始。要把握北宋前期政治格局及制度设施的发展轨迹，不能不把我们关注的时段放长。与此同时，应当意识到，今天的我们，进行跨朝代的研究，必须突破宋人的“唐史观”、“五代史观”与“本朝史观”之限制，必须将我们的研究建立在扎实逼近的基础之上，满足于浮光掠影则可能导致似是而非。

举例言之，以往的研究者讲到宋初专制集权制度的建立，每以枢密院掌军政为分割宰相事权的例证。八十年代以来，苏基朗、梁太济在研究唐末五代枢密院的渊源及其演变之基础上，先后指出“所谓相权之分割更应是削枢密之权，以实中书之任。换言之，这毋宁是重建中书宰相制度的开始，而非其分割与削弱的肇端”[10]；“（宋初中枢设置）从制度设施来看，是分割宰相军政权的结果；而从枢密院的渊源及其演变来看，实际上又是限制枢密使完全侵夺宰相事权的结果”[11]。这种自较长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