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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黄河水患频发与防治制度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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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几千年来，它的安流或泛滥都深刻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发展。

从现有史料来看，春秋战国时期有关黄河决溢的记载很少，除去人为决河，黄河自然决溢记载只有四次，一是周“定王五年河徙”[1]，二是晋出公二十二年（前453年）“河绝于扈”[2]，三是魏襄王十年（前309年）十月“河水溢酸枣郛”[3]。四是赵惠文王二十七年（前272年）“河水出，大潦”[4]。

西汉时期，黄河水患大量增加，笔者根据《史记》、两《汉书》统计，共有13次水患。东汉王景治河后至唐初五百余年间，据笔者统计，正史、《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等书明确记载是黄河下游水患的也有13次[5]。这13次黄河水患，小者河溢，大者河决，造成的灾难程度有别，但都没有使黄河河道大改道，黄河河床是比较安稳的。五百余年暴发13次水患，从频率上讲，逊于西汉时期，从造成的灾难上看，更是不及，没有西汉时期那么多的改道，可说黄河此时又归于“安流”。

由此可见，西汉时期是黄河水患发生的一个频繁时期，规模巨大，影响深远。一方面，其间发生频率比春秋战国时期和东汉王景治河后至唐初五百余年间都高，另一方面，此时期发生的一些河决造成的灾难丝毫不亚于唐以后的各代河决。西汉黄河水患频发原因值得后世学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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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人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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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前辈学者对黄河在西汉时期频繁发生水患进行了探讨。主要有三种观点：

1、有学者认为，秦和西汉时代，由于推行“实关中”和“戍边郡”的移民政策，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从畜牧射猎为主变为以农耕为主，无计划的、盲目的乱垦滥垦，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从而给下游地区带来无穷的祸患。“西汉一代，尤其是武帝以后，黄河下游的决徙之患越闹越凶，正好与这一带的垦田迅速开辟，人口迅速增加相对应。”[6]

后来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西汉在黄河方面曾经承受了前一时期的两份遗产：一是黄河下游河床明显地有所抬高，和岸上平地间的垂直距离已经不是很大；二是战国后期和秦代黄河中游的草原大量开垦成农田，促成输入黄河的泥沙增多[7]。

2、有学者认为仅以黄河中游植被的变化来解释这一现象显得有些牵强，而气候的异常波动与黄河水患有直接关系[8]。

3、还有学者认为，黄河在汉代，决堤次数较前增多，尤其是在西汉中后期和东汉早期，主要是由于当时主河道的发育与治理不当造成的[9]。

不可否认，三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引发黄河水患频繁的原因。但这三种观点并不完满，有些事实不能解释。

我们发现武帝时期发生水患3至4次，成帝时期5次，其它时期最多不过1次，所以，武帝时期和成帝时期是西汉黄河水患发生的两个高潮期。按第一种观点所述，首先，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在武帝时期才开始大规模改变生产方式，则其后果应该在武帝以后显现更为合理；其次，武帝以后，这一带的垦田迅速开辟，人口迅速增加相对应是事实，但黄河下游的决徙之患却不是越闹越凶，只是在成帝时期频繁发生而已。

气候异常也不能作为黄河水患的直接原因。王子今先生考察，自汉武帝时代起，已逐渐多见关于气候严寒的历史记录，公元前５０年至公元７０年这１２０年间，有关严寒致灾的记载更为集中，东汉晚期，气候更是急剧转冷[10]。于希贤先生研究，距今2100多年前，我国逐步进入一个灾变时期，其高潮是公元2年到57年间[11]。这说明气候波动从西汉中后期一直延长到东汉，高潮期是两汉之际。所以事实上两汉时期的气候波动时间不是作者所认为的和黄河水患发生的时间大致吻合。

治理不当的观点也值得商榷。西汉时代的六次治河，其中有两次施工技术达到了当时最高水平。治河效果也很明显，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堵口，就使得黄河中下游八十年没有大的水患。

诱发水灾的原因很多，黄河本身泥沙的不断堆积、黄河中游生产方式的变化使泥沙增加和西汉时期气候的异常波动都可能独自或共同使黄河暴发水灾，但即使这三个条件都同时成立，黄河也不一定就会暴发发水灾，因为它们既不是使黄河水灾成立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如果在这三个条件下政府能够组织人力对河道进行治理，采取防洪措施，提高抗洪标准，黄河就不一定会暴发水灾。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各种水患防治制度的实施，使得黄河在近几十年来一直处于比较安定的状态，就是水患需要制度防治的极好证明。笔者不揣冒昧，认为要解释西汉时期黄河水灾频发原因还需从当时政府的防治制度入手，挖掘出当时社会没有防治住水患的原因，故提出以下浅见，敬请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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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汉黄河水患防治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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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黄河水患虽不严重，但当时还是建立了粗略的水患防治制度。在黄河没有设立人工堤岸之前，黄河泛滥容易使两岸庄稼受害，人民受苦。当人们意识到黄河能养育两岸人民也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后，逐渐组织起来，在黄河两岸修建人工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