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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大众文化研究与“葛兰西转向”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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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大众文化研究与“葛兰西转向”的启示

〔摘要〕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经历了早期的利维斯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它以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为标志，并逐步形成了以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为代表的研究范式。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重新认识，为解决两种文化研究范式之争提供了全新的观察视角和研究模式，对当代文化研究和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大众文化；文化主义；结构主义；文化霸权理论；葛兰西转向

〔中图分类号〕B5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1）02-0093-04

一、大众文化与早期大众文化研究

在1982年第二届世界文化政策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将文化定义为：文化在今天应被视为一个社会和社会集团的精神和物质、知识和情感的所有与众不同显著特色的集合总体，除了艺术与文学，还包括生活方式、人权、价值体系、传统以及信仰。[1](12)坎托和沃思曼早在1968年编撰《大众文化史》，将大众文化的源头上溯到古代希腊，当时的体育竞技和戏剧、罗马的血腥角斗以及泡澡堂的悠闲从容，都被视为典型的大众文化形式。奥尔特加在《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也较早地提出大众文化的概念，他认为大众文化主要是指在一个地区、一个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一般人所信奉接受的文化，它是大众社会的产物。理察·汉密尔顿指出，大众文化具有“流行（为大量受众而存在）、瞬间即逝、唾手可得、成本低廉、大量生产、主要以年轻人为诉求对象、诙谐而带点诘慧、撩拨性欲、玩弄花招而显得俏皮、浮夸、足以带来大笔生意等十一项特质。”[2](7)雷蒙·威廉斯说：“大众文化并不是来自普通百姓的认同，而是其他人的认定，这个词具有两种古老的意涵：低下的工作（如大众文学；大众出版商，有别于高品位的出版机构）；刻意讨人欢心的工作（如有别于民主新闻的大众新闻，或大众娱乐）。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现代的意涵，指‘受到许多人喜爱的’，当然在许多早期的例子里也有此意。‘大众文化’指由普通百姓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化，这种概念与上述的观点不同。”[3](356)目前，通常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是指大众传播或大批量生产的文化；其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众文化的生产，二是大众文化的消费。

大众文化研究，广义上可以视为对文化的研究；狭义上是指比较专门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即作为一门跨学科的新兴学科，尤指起源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及学术成果。早期大众文化研究主要包括利维斯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其一，利维斯主义对大众文化的批判。马修·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把文化定义为“所思所言的最好的东西”，它仅为每个阶级中有教养的“余剩民”（即知识分子）所拥有和享用。他将工业文明造就的大众文化称为“无政府状态”，并将其视为对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威胁。[4]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继承了阿诺德的精英主义文化观，认为文化只能为社会中的文化精英所理解，对工业文明和大众文化抱着严厉的批评态度。1930年，弗·雷·利维斯出版了代表作《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自此开启了利维斯主义的学术传统。在利维斯生活的时代，充斥社会文化领域的是电影、流行小说、广告等大众文化产品，它们被人们不假思索的消费；而真正的文化却日益稀少，少数文化精英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敌对的环境中。利维斯强调文化不单纯是一种休闲活动，主张通过教育体系来传播文学知识，让人们去阅读“伟大的传统”（即那些旨在培养读者道德感受的作品），倡导“文化与文明”运动，支持文化精英主义，号召“少数人”武装起来，抵制大众文化。[4]其二，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一部分，它首先体现在对“文化工业”的分析上。“文化工业”概念最初是由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是指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建立了大规模复制、传播文化商品的娱乐工业体系。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以“大众性”、“同一性”为特征，通过文化工业生产单一的、无所不包的大众文化，以达到对工人阶级意识的麻醉作用和转移作用，从而瓦解他们的反抗意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看到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弥漫着一种普遍文化，“无线电广播、电影、报纸、以及畅销书，同时成为大众生活方式的范例，也成为他们实际生活方式的一种表达模式。”[5](11)这种文化不会对现存社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提出任何异议，而是给人们提供一种麻醉作用，转移对现实问题的注意。“对于大众文化来说问题在于，它并不真是大众的，与其说它是人民创造的，不如说它被用来欺骗人民，它服务于统治阶级利益并潜在地是集权主义的。”[6](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