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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直笔写史的实录精神

一儒学与中国史学·儒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直笔写史的实录精神

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所谓直书，就是要史家忠

于史实，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写历史，不作

任何讳饰和曲笔。这就是刘知几所说的“正直者，人之所责，而君子

之德也”(《史通·直书》)，也是章学诚所提倡的“史德”。这个传统

起源很早，在史官的产生、中国史学开始兴起的时期，直书的观念就

已经出现。《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载曹刿谏鲁君：“君举必书、举而

不书、后嗣何观?”《左传·僖公七年》记管仲的话：“夫诸侯之会，其

德刑礼义，无国不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韩诗外传》卷七：

“赵简子有臣曰周舍，立于门下三日三夜。简子使问之，曰：子欲见

寡人何事?周舍对曰：愿为谔谔之臣，墨笔操牍，从君之过而日有记也，

月有感也，岁有效也。”由此可见，直书是当时史官所应当共同遵守

的原则，直书的内容就是包含着要记载许多错误和坏事。吏官本由巫

官而来，即使在中国的史官文化阶段，史官也兼有卜、祝一类神职，

其神圣的职守，要求他们的对史实的记录应有最大限度的忠实。当然，

直笔写史，会有很多框框，也可能要冒危及人身安全的风险。因为在

古代社会，史学是为王权政治服务的，要直书必然会触犯当权者的利

益，当权者可能会横加阻挠。在我国古代，有不少史官和史家坚持直

书。他们把秉笔为史，看成是持大义、别善恶的神圣事业，以直书为

荣，以曲笔为耻。他们不避强御，不畏风险，甚至不怕杀头。《左传》

记载了春秋时期两个著名良史的故事。《左传·宣公二年》载，晋灵公

欲加害大夫赵盾，赵盾还未逃出国界时，他的属下赵穿已将晋灵公杀

了，赵盾于是返回。太史董狐不写赵穿弑君，而写“赵盾弑其君”，

并且在朝廷上让大家看。赵盾说：不是我杀的。董狐说：你是正卿，

“亡不越境，反不讨贼”，不是你，是谁?赵盾无可奈何。《左传·襄

公二十五年》载，齐国大夫崔抒杀了齐庄公，齐太史写道：“崔杼弑

其君。”崔杼把太史杀了。太史的弟弟还这样写，崔杼把太史的弟弟

杀了。太史的第二个弟弟又照样写，崔杼又把他杀了。太史的第三个

弟弟还这样写，崔杼只好作罢。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们都为这事而死，

便拿着简前去，听说已经写下来了，才折回家来。齐太史兄弟为坚持

直笔，置性命于不顾，前赴而后继，的确感人，自古以来被传为美谈。

这两个故事反映先秦史家秉笔直书的美德，特别是经孔子因董狐“书

法不隐”而称他是“古之良史”(《左传·宣公二年》)，以及儒家经典

《春秋》、《左传》皆以称赞的笔法记载这两件事以后，秉笔直书的

精神就成为后世史家所遵循的传统。

司马迁著《史记》，堪称是继承直书传统的典范。从汉代刘向、

扬雄、班固起，都一致公认，《史记》是一部“实录”。班固解释说：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

传》)刘知几进一步说明所谓“实录”，就是“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

善，善恶必书，斯谓实录”(《史通·惑经》)。司马迁主张直书并将这

一精神贯彻在自己的著作中，例多不胜枚举。在《史记》一书中，不

但对汉以前的历史如实记载，而且对汉以后的当代历史也敢于据事直

书，不向暴力屈服，特别是对当朝开国君主和当今皇上的丑恶行径，

照样大胆地进行揭露和讽刺，如实记载真实的历史情况。他的不朽之

作《史记》，自然无愧于“实录”之称，这种“善恶必书”的实录精

神，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史学编纂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写了《直书》和《曲笔》的专篇，总

结唐以前直书的优良传统。他说：“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

摧玉折，不作瓦砾长顾。若南(南史氏)、董(董狐)之仗气直书，不避强

御;韦(韦昭)、崔(崔浩)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

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史通·直书》)三国史家韦昭，主修

《吴书》，孙皓要他为其父作“纪”，韦昭不同意，认为“执以和不

登帝位，宜名为传”(《三国志·吴书韦昭传》)。北魏司徒崔浩主修魏

国史时，坚持直书，而且刻书于石，方达百步，立于国都郊外大道之

旁，以彰直笔。浩书国事，备而不典，无所阿容，因遭杀害。这类正

直的史官和史家虽然为数不多，但在直书精神的感召下，却也代有其

人。他们大都忠于史职，忠于史实，坚持善恶必书，书必直言。唐贞

观年间，褚遂良负责记录唐太宗言行，太宗欲索取过目，褚遂良以从

来“不闻帝王躬自观史”为由而拒绝。太宗问他：“朕有不善，卿必

记之耶?”褚遂良回答说：“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旧唐书·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