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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痛苦与社会主义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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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痛苦与社会主义的烦恼

在我所经历和接触的文化中，总不免对苏联学者的书籍产生一种偏见：思想僵化、论证简浅、推理繁琐、结论武断。在我们脑海里，总是打消不掉这样一种印象：一种用东正教的传统解释过的马克思主义；又用这种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世界而变为一门枯燥的理论。

靠这种偏见和印象，我们又构造出另一些印象和偏见。我们把自己封闭起来，欣赏和陶醉于自己的理论和文化，把解释真理和理解真理的权利变为拥有和独断真理的权力。由此造成的结果，便是忽略了我们应当读的许多书，应当理解的许多思想理论，应当沟通的许多交往。

近来读到《新思维》一书。本书虽未脱苏联理论界“为尊者注”的窠臼，但所阐发的内涵，却能一改你对苏联理论界多年的偏见和印象，激发你对新思维及其由此引发的中苏改革态势这一当今大事的关注。遂想循着新思维这一思路，写下几段没有“偏见”的“印象”。

当苏联真诚地履行了阿富汗撤军的诺言，当戈尔巴乔夫极有魄力地宣布单方面裁军五十万，当苏联这个曾经给人们以深刻的可怖形象的强大的国家以一种温和和友好的姿态出现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时，人们会感到，这个世界似乎变了很多。人们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似乎更乐观，更抱有一种希望。

中国的改革源于内部的困境，而苏联的改革则肇始于外部的压力。我们在着手我们的改革计划时，我们同世界仍是疏远的。于是，我们就从我们的现状——我们的国情入手，以一种经验摸索或实用理性的方式进行改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是按常规(从都市或工业化)入手而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从农村开始，其秘密，盖在于中国改革一开始就面临着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性危机——吃饭、穿衣、住房、就业、社会流动。中国改革的重心和难点因而就总是执著于经济领域：我们的人民更多地关心着工资、住房、教育；我们的知识分子更多地看到自己在经济上的卑微地位和悲凉前景；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则是更深切地感受到经济振兴的责任和经济危机的压力。粮食、煤炭、钢铁、电力、化肥、甚至大白菜、食用盐这些维持日常国计民生的东西，往往占据了我们政治决策者的大宗精力和思维空间。

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经验和社会主义成就，使苏联人较难体察到中国改革启动时的那种内在压力。上千美元的人均国民收入，使苏联人在生活上(至少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很难具有我们在改革初期所体验到的那种经济危机感和自卑感。因此，苏联改革的动力来自外部。具体说来，来自世界范围内的深刻变化，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近十年的科技革命及其引发的社会变迁。苏联是突然发现世界的深刻变化后认定自身必须迅速适应。苏联改革的肇始与其说是一种现实的压力，毋宁说是一种理性视野的转换。这种转换就是以一种新的理性眼光，重新审视世界的现在和未来，重新认识自己的地位和责任，重新调整自身的姿态和行为。这就是“新思维”。戈尔巴乔夫精到地指出：

要有新思维，要http://Www.LWlm.CoM克服从已一去不复返的过去继承下来的思维方法，既成见解和教条……新思维，可以说是我们呕心沥血得来的，是用来消除政治实践与人类道德伦理之间的脱节现象的。(转引自《新思维》，第1页)

人是一种不断反省自身行为的目的和价值性的动物。当对峙的双方的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只能是同归于尽时，他们就会选择一种和解的方式。同理，当几十年冷战帷幕后的核阴影愈发怖人和最终将导致全人类的劫难时，苏联和美国也就会重新考虑自己几十年争斗的意义以及全人类的前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思维把人类的生存放在首位，把对人类的责任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责任，把人本身作为思维的目的，进而使思维克服了它的工具性、狭隘性。新思维以人为目的还找到了建设性而不是否定性的对话基础。苏

联的改革，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找到了同世界的差距(新技术革命的未来世界图景)，也找到了自身的目标(人和人类的利益)，更找到了自己的突破口——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改革作为重心.

新思维，就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运动的过程而不是僵固的模式来认识。正如《新思维》一书作者、苏联学者费·布http://Www.LWlm.CoM尔拉茨基指出的那样：新思维更多地是把社会主义作为思考、讨论和争议的对象。

社会主义多少年来一直被当作一个外在的对象来追求甚至膜拜，而不是作为一个内在的过程来实验和经历。我们更多的精力往往放在诅咒资本主义的罪孽和弊端，而不是埋头于我们自身的问题。社会主义在几十年的历程中，有成就，也有教训。而对社会主义的教训的认识，只有在具有一种新的眼界的条件下才可能。只有把当代社会看作一个发展的整体(而不是几种意识形态的对峙、分裂状态)时，才会发现：无论哪一种社会都有其潜在的问题，但也都有其潜在的生命力。在世界总体结构下，各种制度都必然具有其自身的弊病。正如布尔拉茨基在与托夫勒的对话中指出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