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增长方式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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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增长方式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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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下一个五年，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此时很有必要研究怎么能够实现我们在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用科学发展观来统率和指导“十一五”的发展，这是党的十六大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法。过去我们一提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常常偏重于对GDP目标的关注，而忽视了其他目标。经济增长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一个基础，经济方面的基础，但我们要注意，这里所讲的增长是有效率的增长，存在一个增长方式问题。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要保证转变我们的增长方式，这样才能够实现持续、全面的发展，提升全社会的福利。

“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阶段。与以往的五年计划比较而言，“十一五”规划具有若干重要的特征。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三点：第一，从“计划”转变为“规划”；第二，强调了以科学发展观统率全局，实现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第三，突出了以改革促发展的指导思想。从经济发展的总体上看，转变增长方式实现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是“十一五”规划的一条主线。

一转变增长方式的必要性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这一对概念，是前苏联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总结前苏联计划经济存在的问题时提出的。这些经济学家发现，尽管前苏联增长速度比西方国家快得多，但是技术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却越拉越大。经过研究，他们正确地认识到了问题的根源在于它们所采取的增长方式不同。前苏联采取粗放增长方式，也称外延增长方式，其主要特征是靠资源和资本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而西方主要国家则采取集约增长方式，又称内涵增长方式，特点是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经济增长。正因为前苏联采取粗放的增长方式，所以虽然增长速度远高于西方国家，但实惠不多，致使技术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这一经济学的发现导致前苏联人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但直到苏联解体，这一转变也没有实现。

从我们自己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开始就试图沿着苏联式的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其主要特征有两个：一是采取投资和资源拉动的粗放增长方式，二是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来拉动经济增长。但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没有结束就发现了依靠粗放增长方式实现的经济增长存在很多问题：高积累、高指标、低效率使投资与消费结构扭曲，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产业结构也高度扭曲，重工业片面发展，轻工业发展缓慢，农业受到严重破坏。所以毛主席在1956年提出，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适当安排农轻重之间的关系。但由于没有解决体制问题和工业化道路问题，反而在1958年发动了更片面地发展重工业的运动（“大跃进”），而且规定荒谬的钢铁增长目标，结果就造成了三年经济困难。以后在六七十年代又用巨额投资搞“三线建设”（主要是军事工业）。以致在1957～1976年的20年间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文化大革命”时国民经济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总之，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也没有解决粗放增长的问题。

“四人帮”覆灭以后，党中央和国务院面对着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了国民经济调整。经过1979年和1981年的两次调整，经济结构才有所改善，农业、轻工业和商业获得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直到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2000年），才明确地提出了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即实现从粗放的增长方式向集约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且在“九五”期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这些进步是有限的，主要原因在于对转变增长方式的努力主要着重于它的后果（即产业结构和投资消费结构），而没有能够着重改变它的原因（即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方式）。

粗放增长方式最深刻的体制根源，在于计划经济制度。增长方式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的原因在于，虽然经过20多年的改革，旧体制的遗产仍然严重地存在。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完全消除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归纳起来，这种体制性障碍有以下4方面的表现：

一是各级政府仍然保持着对许多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我国在2000年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政府主导型的。各级政府对于信贷、土地等许多资源仍保持着配置的权力。比如因为金融体制改革尚未到位，致使信贷资源（资本资源）的配置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各级领导人的影响。特别是到了“十五”计划（2001～2005年）期间，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出现了一个新的政府可支配的重要资源——土地，从农民手中征收来的土地，其配置权力不在市场，而在各级政府。

二是以GDP增长为主的政绩标准。以GDP为主的政绩标准不但存在于上级对下级的考核之中，而且人代会考核领导干部和地区之间政绩的比较也采用这个标准。这就使得各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