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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传播史研究的视野

方法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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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萌

摘要：政治传播史研究的视野是广阔的，不是对政治传播观念史、思想史、学说史的梳理。不同于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围绕政治竞选和媒介效果的维度，政治传播史研究是政治学视域与传播视域融合下的产物。在方法的选取上，要把握好政治学、传播学、历史学的关系以及理论、历史、现实的关系，根据自己研究的问题，选取框架，在研究中进行修正，有六条具体的方法要求可以采用。政治传播史研究的价值在于视野的扩展，对学术品质的提升，对于三大学科推进的贡献，以及可以将政治传播的问题上升到文明层面。

关键词：政治传播史;研究视野;方法和价值。

政治传播史研究并非单纯地梳理政治传播的观念史、思想史、学说史，也并非是对研究主题的概念界定，是“政治传播的历史”还是“历史上的政治传播”，试图界定二者之时，正是消解了政治传播史研究的价值之时——政治传播史研究所具备的独特视角、广泛的视野以及可靠的事实依据。政治传播史的研究对象也反映了这一视野存在的价值，其研究对象不拘泥于单一的主体之上，如果以媒介为分析对象，那么就是传播史;如果以朝代为分析对象，那么就是政治史;这种明确的、单一的分析对象既不适合政治传播史，也是早已有之的研究，欠缺创新性且并不符合政治传播史研究的旨趣。

虽然政治传播这一概念以及相关研究无疑由西方发源，时至今日，以德国学者BabaraPfestch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业已承认，政治传播研究是以西方民主政治为情境，主要的研究内容是围绕政治竞选展开的相关政治传播活动，但是政治竞选领域之外的政治传播研究，缺乏相关的理论和范式。[9]施拉姆曾表明，传播是生成社会的工具。[1]他无疑是辨识出了传播对于社会建构和维系的重大作用，并且也意欲点明传播的重大作用，并且赋予传播学这一学科重大的研究意义，可以说传播学的开端立意深远、视野广大，但是西方在后来的研究路径推进中，失去了传播学起初的广大志向，逐步细化研究的范畴，也受到社会科学规范的影响，学者陷于以选举为中心，探究媒介效果的维度之中。

政治传播史的研究显然不能基于一个并不广阔的研究视野里，以政治竞选为主题的研究维度并不适合政治传播史研究。虽然想要避免概念界定的冗长和复杂，但是如何界定政治传播之概念，对政治传播史的研究尤其重要。荆学民主张将“传播学视域”同“政治学视域”的“政治传播”概念进行视域融合，而非对立起来，打破学科壁垒，扩大学科视角，真正将“政治传播”这一概念整合起来。[2]这样不仅有利于理论的产生，并且也大大提前了政治传播研究范围的历史起点，不是以政治传播这一概念的产生为起点，而是以人类文明中，政治传播现象的产生为起点。白文刚在其著作中表述“政治传播”时也有两个要点：第一，政治统摄传播;第二，“劝服论”和“系统论”都包含在他的研究中，也就是“传播学”和“政治学”两个视域融合起来。[3]

一、政治传播史研究的方法：借鉴与开拓

政治传播史研究是一个颇具格局和雄心的研究领域，并非先前没有这一方面的研究，只是尚未建立起完备理论体系以及探索出可行的研究方法，一切都需要这一领域的开拓者亲自尝试方法，并检验成果。作为涉及政治学、传播学、历史学三大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政治传播史研究拥有广阔的视野，可以在三个学科中已有的方法和理论里借鉴和取舍，看似多了很多的方法和研究依据，但其实想要在三者的取舍中找到平衡，实属不易，也需要学者把握其中的分寸。以往的研究中，在方法的偏好上，存在以下几种情况，一类以传播学为基础的研究，往往重視传播学理论的运用，但缺乏历史感和和基于历史的理论发现。另一类以历史学为基础的研究，重视对相关史实的考据，以北大邓小南团队为代表，切入政治信息沟通这一视角，对中国古代政治实践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3]使以往由大量文献堆积的古代政治史研究生动了起来。

以下是一些十分有参考价值、值得借鉴的政治传播史研究案例。英国历史学家彼得·柏克的著作《制造路易十四》，柏克采用传播学中十分重要的“5W模式”作为全书的分析框架，并且打破了历史学界长期占据主流的“兰克学派”的研究范式，不再采取只使用文献以及一手史料的方法，也以图画、纪念章、雕塑、建筑等等载体为分析对象，将传播学的理论框架同历史学的严谨考据结合起来，从中探讨政治形象的形成、传播和认可。[8]美国汉学家孔飞力所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则更为精妙，用“叫魂”这一看似是传播学的事件，却分明揭开了君主官僚制的冲突与张力。以劝服论的视角分析，“发辫”是清朝的政治象征，留什么形制的发辫代表了对清朝异族政权的认同与否，“发辫”与事件参与者“江南汉族”联系在一起，直接可以联想出汉人对异族政权合法性的质疑和挑战;从控制论角度来看，政治系统的运行依靠政治信息的沟通，官员与帝王通过对政治信息的控制来进行博弈，官员对上报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