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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抉择》和电影《生死抉择》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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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雷

摘要：小说《抉择》是20世纪90年代重要的官场小说之一，小说出版后获得了较大的反响，导演于本正在上海市委领导的支持下将其改编成电影《生死抉择》并搬上荧屏，本文主要采取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对小说《抉择》和电影《生死抉择》进行比较，分析两者在人物形象、情节安排、叙事技巧等几个方面的不同，进而探讨电影改编的得与失。

关键词：《抉择》《生死抉择》小说电影改編比较

文学形象转化成银幕形象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小说《抉择》于2000年10月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小说一举成名后，众多影视改编者相继将小说搬上荧屏，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便是其一，其于2000年荣获第20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华表奖。小说《抉择》揭示了中纺领导班子集体腐败的行为，真实地再现了李高成在面对亲情、友情、各种利益诱惑时内心的煎熬，表现了其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对人民、国家的忠诚。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与小说在人物角色、情节安排、叙事技巧等方面存在诸多的不同，电影改编虽有缺失之处，但改编基本遵循了原著的根本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人性的善与恶。

一、小说与电影改编比较

（一）小说和电影人物形象的比较

李高成形象的现代化。小说中的李高成忠于党，忠于人民，坚决与腐败分子斗争到底。他拥有良好的个人品质：沉稳、正直、嫉恶如仇。工人们闹事，他沉稳地向工人们表明自己的态度，平息混乱的局面。看到腐败分子吃喝玩乐，他会气愤地掀桌子，破口大骂。而在电影中，导演对李高成的人物性格做了有意识的改变。电影中的李高成与小说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拥有远大的抱负。“他不是谦谦君子、处处后退的标准化官员，而是具有企业家的精神，又有很强的政治理想的现代领导者”[1]7。影片中，生病住院的李高成在杨诚感慨城市繁华时，情不自禁地说出了自己心中的远大抱负：“这离我心目中的城市还有很大的距离！”他并不是守旧的老领导，他是有现代精神的国家建设者，他希望建设一个更加完善的城市和国家。远大抱负的展现，增加了李高成形象的当代性。

吴爱珍形象的立体化。小说中另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吴爱珍。小说里的吴爱珍是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她是一个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的人物，形象比较单一。而电影为了影视效果，将吴爱珍形象塑造的更加丰满、生动、有感染力。导演在此特意增加了吴爱珍对李高成温柔体贴的一面，让她褪去了官场女性的强硬，成为一个温柔体贴的贤妻良母。吴爱珍形象的改变使李高成对她的愧疚加深，在保护家人和维护人民的利益的两种选择中更备受煎熬，使其在党性和人性之间的抉择更加困难。

最后是梅梅形象的彻底改变，增加了电影的感人力度，为整部影片添加了催人泪下的因素。电影中，梅梅是一个智障孩子，她出现在李高成与吴爱珍的多次争吵中，她的哭闹让吴爱珍更加委屈与伤心。同时，梅梅还是腐败分子贿赂吴爱珍的间接渠道。梅梅形象的改变让夫妻两人之间的冲突更鲜明地呈现出来，对吴爱珍形象的表现也有重要的意义，如导演于本正所说：“把梅梅设计成一个智障孩子，吴爱珍深厚的母爱在梅梅身上体现得无微不至。一切重担，吴爱珍都默默承担，从这个角度来表现这个善良女性的迷误失足和道德困境”[2]9。而在小说中，梅梅在李高成的反腐败行动中并不具备关键性作用。

（二）小说和电影故事情节的比较

从小说到电影，情节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变动和增加。

情节的变动。首先，为了更好地为主题服务，电影中变动了腐败分子借助中纺兼并重组掩盖自己腐败行为的情节。电影中，企业兼并重组，商界（曹万三，方总）和政界（郭中姚）借此联手谋利。郭中姚与商界人物曹万山以及方总是合作关系，且他们腐败的行动贯穿整个电影。小说中没有突出表现郭中姚与商界合作的情节。腐败分子急切地宣布中纺破产以掩盖腐败行为，引起李高成的愤怒，使李高成与腐败分子坚决斗争以保护中纺，推动改革顺利进行。其次，电影中，吴爱珍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她有关的情节自然也做出了相应的变动。小说中，吴爱珍欣然接受钞万山的三十万元，并劝李高成收下。电影中侧重表现吴爱珍的腐败是误入迷途。李高成大寿时，吴爱珍收到钞万山送的三十万元生日礼物后，焦急的立刻去找钞万山，在与钞万山和郭中姚的争论中，吴爱珍明白自己已经掉入他们谋划很久的腐败之网中，难以脱身。她不想贪污受贿，也不想让李高成知道自己贪污受贿，这样的情节变动就符合人物现有的身份。

情节的增加。电影中增加了与梅梅相关的情节。郭中姚和钞万山等人利用梅梅，主动为梅梅请老师、买名贵的花供其画画、看病、买保险，让吴爱珍陷入腐败，让吴爱珍成为腐败分子威胁李高成的重要砝码。这些情节的增加是梅梅形象塑造的必然要求，也为下文吴爱珍陷入腐败的怪圈埋下伏笔，为李高成抉择的艰难做了铺垫。电影增加了冯敏杰得癌症住院后，向李高成说出中纺腐败实情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