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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类型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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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是顺应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发展潮流的关键举措。根据“技术-组织-职能”的分析框架,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主要有全面发展型、技术赋能型和改革引领型三种。全面发展型主要是在技术应用、组织改革和职能实现三个面向发力,实现高水平的治理数字化转型。技术赋能型表现为新型信息技术深度赋能政府治理,推动数字化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改革引领型体现为政府深入推进机构改革,将信息技术工具引入治理过程,提升治理的数字化水平。加快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需要推动新型信息技术与组织变革的深度融合,着力提升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关键词]技术赋能;数字化转型;政务服务;机构改革;治理现代化

:D63.7:A:1008-410X(2021)04-0086-10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为我国数字治理的实践和应用指明了方向。数字政府能力建设关系到治理过程的各个环节,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是三位一体的关系,这种三元互动的方式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数字治理场景。复杂的数字经济发展形态,以及数字社会的新形式,要求政府治理进行数字化转型。基于数字治理理论,本文提出“技术-组织-职能”的分析框架,从信息技术应用、组织机构改革和政务职能实现三个维度,探讨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现方式。研究发现,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主要存在三种实现方式:全面发展型、技术赋能型和改革引领型。进一步推进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需要在新型信息工具应用、政府组织机构改革及政务服务职能数字化实现三个维度持续发力。

一、研究综述与分析框架

如何实现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现有研究主要从技术应用和组织变革两个视角展开,指出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技术-组织-职能”的分析框架,从三个不同的面向探讨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实现路径。

(一)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实现方式

技术应用视角的相关研究认为政府数字化转型主要依靠新型信息技术的应用,聚焦技术的应用能否有助于实现特定的治理目标。

有研究指出,技术应用成本和应用风险是影响政府技术采纳的两个重要变量[1],如果技术应用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技术应用风险和成本,则政府治理过程中的新技术采纳将会加速进行[2]。此外,技术是否与组织目标相匹配,也是影响信息技术进入政府治理过程的重要因素[3]。

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的技术性问题是我国政府信息化建设的主要掣肘。随着大数据和算法技术的不断成熟,

应用信息技术服务社会治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信息技术在赋能政府治理的同时可能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少数职能部门以技术治理的名义逃避责任,产生数字官僚主义,在政企互动的过程中产生诸多额外的行政负担[4]。

在企业投资项目审批的过程中,信息技术在提高审批效率的同时,也产生了隐私泄露风险及系统开发成本过高等问题[5]。实际上,由于技术应用来带的负担,已经成为推动数据开放的重要阻碍因素[6]。

组织变革视角的研究认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根本途径在于政府组织机构的深入改革,信息技术仅仅是一个次要的影响因素。组织因素包括组织规模、组织架构及组织制度和资源等方面的内容[7]。

科层制的组织架构方式仍然是目前政府部门内的主要特征[8],新型技术工具能否实现治理赋能,关键在于组织机构能否做出相应的变革[9]。

政府组织是主要的行为主体,政府组织的规模和形式,以及财政资源能力是两个重要的因素。政务服务中心的水平是政府组织能力的重要方面,可以从政务中心进驻事项数量、开设窗口数量及进驻部门数量等维度衡量政务组织能力[10]。

政务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与组织机构效能息息相关[11],公民和企业对于政务服务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倒逼政府进行组织机构改革以提高服务质量[12]。

此外,财政资源能力是影响组织行为的重要变量。财政资源能够为技术创新和新技术采纳提供组织缓冲地带,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新兴技术带来的组织风险。就我国的地方治理情境而言,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影响着公共政策的执行。

因此,有必要对组织层面的财政资源状况进行重点关注[13]。

通过对健康码应用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财政资源的投入在健康码程序开发初期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14]。政府部门向大数据网络平台公司购买信息化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组织机构改革深入推进[15]。

(二)本文的分析框架

建设数字中国是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其中數字政府是非常关键的组成部分。

一方面,政府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其组织结构对治理能力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政府作为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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