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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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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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分报告将通过详细的数据及案例，从报刊、广电、出版、影视、书店零售业、网络媒体、移动媒体、网络游戏、传媒上市与并购、业外国有资本投资传媒情况、中国传媒投资风险评估、估值与尽职调查等不同视角对处在嬗变临界点的当今中国传媒投资状况予以全景式呈现，总报告篇则着眼于对总体趋势进行结构性分析。

一2014年传媒发展环境分析

（一）宏观环境分析

1.我国经济社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为传媒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

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和10000美元时对应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亦各自具备相应的阶段性特征。人均GDP5000美元是文化消费增长的临界点，不但文化消费在总体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增加，而且经济生活消费行为将越来越多附着上文化的色彩；人均GDP10000美元则意味着整体发展和消费都进入新的模式，产业结构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结构升级以科技引领为先导，居民服务性消费将成为消费增长的主要空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人均GDP已达7485美元，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城市人均GDP也已经过1万美元，应该说，居民文化消费的升级和爆发式规模扩张，以及文化消费与相关服务性消费的有机融合是未来几年传媒产业发展面临的最大外部机遇。

2.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为传媒产业发展带来复合效应

新常态是描摹当今发展趋势的关键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新常态给传媒产业发展带来多重影响。首先，在传统的投资拉动边际效应不断递减的情况下，文化传媒产业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有所提升，将成为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其次，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7.4%，2015年“两会”更是把本年度增长速度下调至7%，经济增速下滑与传统行业低迷必然影响广告主的投放预算，这对主要依托广告模式生存而且已然饱受新媒体冲击的传统媒体无疑雪上加霜。与此同时，经济结构性调整、景气程度降低，则可能为非广告支撑型内容产业带来“口红效应”——消费者放弃车房等大宗商品消费转而用一些精神文化类产品作为替代消费，电影和游戏产业都将是其受益者。总体而言，我国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对传媒产业体现为一种大趋势上的利好，但在传媒产业内部则可能引发不同的后续效应，这也成为推动传媒产业细分领域此消彼长的重要因素。

3.社会核心动力族群和媒体目标服务人群的代际迁移

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核心动力族群随时间流逝发生代际迁移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80后逐步迈上中心舞台，90后逐步进入社会，95后逐步上大学，00后逐步进入青春期，这些伴随数码文化长大的“数字原住民”们的媒介偏好开始对媒体内容趣味、内容形态产生反向牵引，在他们的成长历程中烙下印痕的各种亚文化所代表的文化消费风格将逐步渗入主流文化并在商业变现上异军突起。

（二）产业环境分析

1.2014年传媒产业政策的两条主线

传媒兼具意识形态属性与经济属性的双重属性特征，决定了传媒产业发展影响变量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是对现行制度体系和利益格局进行重大调整的社会非常态运行阶段，社会矛盾凸显、多重风险叠加，国家基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在政治层面的考量成为决定传媒未来发展走势的重要因素。当前传媒领域的产业政策主线明晰，一方面体现为积极推动传媒发展的利好频传，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国家强化监管、加强引导、划定边界的决心和举措。因此，要拓展视野，立足于大传媒、传媒＋时代的未来趋势来审视传媒的行动空间、机遇可能与现实约束，识别影响未来发展的关键政策变量，并积极挖掘传媒直接相关政策和其他政策带来的发展红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对按规定转制的重要国有传媒企业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推行特殊管理股既是突破国有媒体融资杠杆瓶颈，吸纳更多社会资本打造新型媒体集团应对国际竞争的需要，也是保障以无形资产价值为主要价值构成的文化传媒类企业创始股东权益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有利于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精神，是以规范化手段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制度创新。过去为了保证意识形态安全，国有媒体上市公司即使引入社会资本，也要保持国有资本的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地位，而文化传媒类公司天然具有轻资产特性，引入社会资本的规模受制于原有资产规模大小，不利于借力资本杠杆做大做强。特殊管理股制度的实施，打破了过去“同股同权”制度安排下国有文化传媒类企业自有资本对融资规模的杠杆瓶颈限制，通过对股东权利的差异化区隔，兼顾了意识形态安全和对资本市场的有效开发。在经济全球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形势下，实施特殊管理股，把意识形态管理纳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