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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思想内部开拓问题的探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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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秦儒家思想内部开拓问题，是与先秦儒家思想外部干世一面相对应的现实存在。但这一存在在先秦儒家的理论视阈内显得微乎其微。而通过对“道、仁、德”三个儒学核心概念意义在先秦、两汉、两宋、明四个儒学昌盛时代演变所揭示的儒家思想学术理路嬗变的抽象，可以证明先秦儒学思想内部开拓问题理论存在的合理性。而先秦儒学思想内部开拓问题的理论存在，同时又是以“学习”和“行为”两个现实模式得以实现的。

关键词：先秦儒家思想；内部开拓因素；道、仁、德；儒学学术理路；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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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思想以孔子为代表表现出极度的干世倾向，这一点在学术界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和高度的关注。但是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另一层面，即内部开拓的因素却一直未得到广泛的重视，相反却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呈现出与先秦儒家外部干世倾向不相称的失势，这便造成了先秦儒家思想的研究过程中的不平衡的状况，故对于其内部开拓因素的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这里所说的内部开拓因素，即是指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心”的因素，抑或说对于人内心的开拓和建构。这是与可以为人的所看到的先秦儒家干世一面迥异的却相对独立的思想形态。所以，本文拟就先秦儒家内部开拓因素的存在性，和此因素在先秦儒家语境中的运作模式二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先秦儒家内部开拓因素的存在性问题

（一）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在涉及先秦儒家内部开拓因素存在性这一问题时，必须关系到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几个关键的概念，即道、仁、德。这三个概念在儒家思想的体系内是被认为至高无上的，是统领儒家思想其他各要素的总纲维。不惟是在先秦，在中国历史的其他各代也是如此，而其中以汉、宋、明三代为著。同时，这三个概念也直接成就了儒家思想的价值，故这三个概念在儒家思想中显得尤为重要。“道”，许慎《说文解字·四二·上》：揭出“所行道也，从辵从首”这就明确了道的本义为人们通常行走的道路，而由此进一步引申则可以得到抽象意义的“方法，途径”等意。然而再进一步抽象则可以得到“理”，而理一旦进入实在的范畴则与治乱连系到一起，故儒家思想中的道即被赋予二种意义，即理（如：率性之谓道），和治（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而具体的来看，“治”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又有“系统的礼制”这样一层意义，如《论语·雍也》篇中孔子曰：“齐一变致与鲁，鲁一变致于道。”其中之道即有“具有系统礼制的王道”之义。[1]仁，《说文解字·一六一·下》认为“亲也，从人从二”其后又有宋代徐鉉等人的注曰：“仁者兼爱故从二”。这一解释完全从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得出的结论，故可以以此注解作为儒家思想中仁这一概念的内涵。也就是说，仁必主以爱，而这种爱则是先亲后人的，所以徐鉉等人才在许慎原注：“亲也”之后又补注了“兼爱”。而在具体的儒家思想中仁则在此意义之上更趋向于现实目的，即化民、感人，这虽然出于政治目的，但其具体的发生机制却是对“孝悌”始终不渝为贯彻和执行，故有子说道“孝悌者其为仁之本欤！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但实践孝悌时则要用心，谨慎，恭敬，因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亦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而将之推广到“兼爱”这一层意义上，则更需要以心度心，是以子贡曾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时，孔子评述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论语·公冶长）。因为这是仁的最高境界。由此，可以认为，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仁”这一概念除了其自身的“亲也，兼爱”之意外，尚存在着以心度心的意义。而此一概念这二种意义形态则是贯穿于历代儒家的发展过程中的。德：《说文解字·四三·上》解释为“德也，从彳恴声”，即“得”，有得到的意义，这与王弼《老子注》下篇对于德的解释不谋而合，王弼《老子注》对于德的解释为“德者，得也。”这种解释的形成除了训诂“同音相训”原则的影响之外，还有其意义内部的原因，即“人若行德则其他人都会归附他，从而他想得到的也就会得到。”此一意义内部原因实际上是“德”字的逻辑意义，也就是如果人要有德，那么他想要的就会得到，而“德”字的逻辑意义一旦推广到现实，就形成儒家话语状态下的“德”。现实中的“德”一为普通人身上的德，这多以士人为主，而其具体的表现则为“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的“絜矩之道”（大学章句）；而德的另一个现实的表现则为统治者的德，这在儒家思想体系的现实一面尤为重要，因为，儒家的外部干世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现实中促成统治者的德。是以孔子在讨论为政之道时说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而“德”的逻辑意义在现实中的两种表现又是具有相同的发生机制的，即：普通人身上的“德”与统治者身上的“德”都是源于日常坚持不懈的自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