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土地使用权安排、人口流动与城镇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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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土地使用权安排、人口流动与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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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尽管中国的人口迁移规模庞大，但有证据表明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依然存在。这些限制会加剧城乡和区域差距，并降低国家的劳动生产率（Auetal.，2006）。城乡收入比作为这种差距状况的反映指标之一，Yang等人根据其他36个国家的农业收入进行抽样统计，认为非农业收入与农业收入比例通常约为1.5（Yangetal.，2003）。相比之下，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中国的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比率在2～3之间变化。对移民的限制也增加了对农村环境的压力，导致土地退化和滥伐森林（Liuetal.，2005）。为了描述迁移障碍的根源，前期文献主要集中在对移民的“推”、“拉”因素的考察。户籍制度早已被认为是转移的主要障碍，它阻碍着农民向城市的迁移，限制农民拥有完全合法的居留权并享受全部的市民权益。Whalley等人认为，取消户口限制将大大增加移民流动和缩小地区收入差距（Whalleyetal.，2007）。另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迁移障碍则来自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城市居民对农民的歧视程度。例如，Meng等人发现行业分割的重要证据（Mengetal.，2001），陆铭等人强调城乡偏向和产业分割（陆铭等，2004）。其中一些可能也可以归因为户籍制度（Luetal.，2006）。由于意识到因户籍限制给劳动力流动所带来的不平等、经济效率与农村环境等问题，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了以户籍制度为主体的改革措施。这些改革将取消对移民的限制，促进劳动力流动，并随着时间的推进逐渐减少工资差距。不过，如果政府仅仅放宽对户籍限制的监管，而其他障碍依然存在，则劳动力流动性仍难增加。本文特别考察是否把农村土地使用权作为一个进一步约束移民的因素。本文主要集中于对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土地因素的文献发掘，从中获得历史性启示并发现该领域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并有助于填补土地权利对家庭迁移决策影响相关研究文献。

中国有一套自己独特的农地和林地的土地使用权制度。村集体拥有土地，但个别的家庭都有固定的长期合同，独立从事生产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土地在使用权性质上更接近私人财产，且因较长期的合同减少了土地重新分配的频率，增加了把土地租给别人的可能性。然而，这个过程并不完整，关于这种举措有多大的实际影响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需要进一步改革等问题依然存在（Deiningeretal.，2007）。此外，由于政府不断地征用土地用于城市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损害了土地使用合同的有效性（Ding，2007）。目前，对土地使用权改革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使用权对投入产出的影响（Carteretal.，1999；Deiningeretal.，2003；Jacobyetal.，2002）。本文的第二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一种对过去土地使用权的替代方式，这种替代方式可能影响家庭福利和经济生产能力。总之，本文认为目前农村产权制度对当前的家庭迁移决策起着特别的影响。

根据Besley关于土地权和投资决策之间关系的描述（Besley，1995），本文从土地管理安排在全国范围内移民决策的影响中得出两个结论。首先，移民意味着减少家庭成员数量，也伴随着征地风险。因此，在中国现行农村土地使用权体制下，移民可能诱发一些家庭的土地再分配，以维护土地占有数量的公平（Rozelleetal.，1999）。其次，土地权利交易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动着移民。人们获得土地租赁能力，而降低了因失去农业劳动力带来的机会成本。Katrina等人的调查数据分析表明，现有土地使用方式对过去产权安排的背离，转向具有市场经济的特征（从而缓解迁移限制），可能在移民问题上产生实际的负面效应（Katrina，2010）。

二中国人口流动的决定因素及影响

有证据表明，中国人口流动的限制有多个负面影响。首先，在国家层面，AU等人发现，中国正处于“城镇化的前夜”（under-urbanized），还有大量经济潜力可以发掘。因此，他们估计全国至少35%的地级市中拥有潜在生产力（AUetal.，2006）。出于对这些潜在生产能力的考虑，Yang和Whally等人将中国城乡差距不平等归因于对人口流动的限制（Yangetal.，2003；Whallyetal.，2007）。其次，在个体家庭层面，Taylor和Du等人发现，通过增加收入以及放宽对信贷与流动性的限制，人口流动能显著降低农村地区的贫困状态（Tayloretal.，2003；Duetal.，2005）。最后，限制人口流动对当地环境也会造成显著影响。由于中国农村土地管理的缺乏与低效，林木采伐、农地开垦、草地转换和农地的过度垦殖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