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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感觉派颓废意识出现的可能性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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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丹

摘要：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以刘呐鸥、穆时英和施蛰存为主要成员的新感觉派以迥异于主流文学的颓废精神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容量和内涵。本文拟从策源地、文坛氛围以及文化根源等方面来探寻新感觉派对颓废意识接受的可能性。

关键词：新感觉派;颓废意识;都市

颓废是在领略了物质文明之后，在精神层次上对现代性的继续摸索。马泰·卡琳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幅面孔》中就把颓废视为现代性的五幅面孔之一。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产生于上海文坛的新感觉派小说被学界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完整的现代主义的都市小说流派。这一小说流派所展现出的现代性以对颓废精神的趋重为表征。究其颓废意识产生的缘由笔者将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论述。

一、“东方巴黎”——现代文学颓废意识的策源地

上海是一座以西方现代文明作为参照系并具有颓废风格和气质的国际大都市，它的出现可视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同质性神话的拆解。然而，高度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政治地位严重不符，贫富差距明显，阶级矛盾显著，趋利的殖民者有意娱化社会愚化民众，使得整个场域充满了放纵颓废的“上海气”。

首先，上海有着颓废的城市景观。城市的公共构造和空间设置是生产和消费的产物，百货大楼、咖啡馆、跑马场、夜总会等无不绘制着迥异于传统中国城市文明的都市图景。英美租界下，奢靡豪华的摩登大楼鳞次栉比，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四大百货公司在南京路上毗邻而居。霞飞路上的咖啡馆、酒吧无不吸引着年轻人驻足，新感觉派的作家们常流连于此。汇集三教九流的舞厅是男女公开社交娱乐的场所，百乐门、圣安娜、仙乐斯以及大都会花园舞厅中，可以上演一见钟情的喜剧，也能酝酿出始乱终弃的惨剧，新感觉派作家们善于从中收集素材和情绪，并孕育出个性突出的女郎形象。

其次，上海男女有着颓废的生活方式。颓废的城市景观影响并改造着上海人的生活方式。跑马场、歌舞厅、影剧院、百货大楼、咖啡馆、夜总会……的并置，对缺乏心理准备的都市男女来说，“像是找不到入口和出口的社会迷宫，引发的是迷失与惊羡的复杂体验。”（1）如果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启蒙，那么颓废的物质环境确实为大众提供了不同于以话语为媒介的五四启蒙的一种自明性的现实情境，启蒙大众逐渐脱离传统的生活状态，以一种与颓废的物质环境相适应的颓废的生活方式过活。穆时英在《我的生活》中就描述了自己的生活轨迹，“星期六便到上海来看朋友，那是男朋友，看了男朋友，便去找个女朋友偷偷地去看电影，吃饭，茶舞”（2），他把这样的生活视作习以为常的“公式化了的大学生活”。同时，在弗洛伊德和蔼理士的影响下，前有鸳鸯蝴蝶派等艳情小说畅销不绝，后有“性学博士”张竞生“情人制”理论颠覆传统婚恋观念。其实，享乐至上的颓废的生活方式必然包含着性问题的探讨和肉体的发现，并成为上海都市文化的一部分，由此，新感觉派对欲望书写的趋重便找到了缘由。

上海与新感觉派的相遇，使得传统叙述方式已然无法驾驭上海这座时空被重新切割和计算的都市，它需要一种新的叙述方式和新的视覺焦点去体验。

二、译介氛围——新文学诸人的蓄力

“西方及日本唯美-颓废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在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期的几年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3）《学衡》、《语丝》和《现代评论》等杂志向人们译介法国唯美颓废派先驱波德莱尔、戈蒂耶和帕尔纳斯派（高稻派）以及英国的先拉斐尔派、比亚兹莱、道生和西蒙斯的画作和小说。日本颓废派作家虽较西方晚生，但对中国现代文坛颓废意识的影响却是最直接的。地域上的临近给青年学子留学日本的便利机会，日本舶来的西方文论经过其消化呈现出更适应东方人胃口的新样态，在类似于“转口贸易”作用下的日本颓废派作品直接影响了新感觉派的创作风格。比如，郭建英翻译的横光利一小说集《新郎的感想》对穆时英有较大的影响，《公墓》实际上是《园》的仿写，《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的意向表达也是借鉴了《点了火的纸烟》。

《狮吼》—《金屋》作家群是最早的具有颓废特征的团体。代表作家邵询美先后在英法留学学习过文学和绘画，在欧洲文化中沉浸式地学习西方颓废派尤其是英国《黄面志》集团的理论和作品。他回国后创办《狮吼》月刊和《金屋月刊》，在译介的同时发表自己的作品并出版诗集《花一般的罪恶》和评论集《火与肉》，从而把“颓加荡”的声色感官享乐至上的创作精神露骨的展现给大众。

正是由于众多学者文人对西方颓废主义进行跨越时空的横向移植，才使得中国文坛在二十世纪末三十年代初有了孕育颓废风格所必需的文化背景。在这样的风潮下成长起来的刘呐鸥、穆时英和施蛰存与邵询美等人交往频繁并自觉地受其影响。他们在译介和模仿中逐渐扩大自己的接受视野并不断精进。刘呐鸥是第一个把法国现代都会文学的领袖作家保尔穆杭氏介绍到中国来的作家。穆时英则直接从颓废主义先驱尼采的书籍中汲取营养，在他为数不多的散文中，对尼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