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经济民主之争中的主义与问题.docx

??

?

??

中国式经济民主之争中的“主义”与“问题”

?

??

?

?

?

?

?

?

?

???

?

?

?

?

?

平等和自由是政治哲学中的一对关键范畴。作为其在经济思想领域的对应物，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之间似乎存在张力。因此，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存在关于经济民主的争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经济民主之争的表现形式及其背景都是特殊的。

在中国，经济民主论经历了三次热潮。第一次热潮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主要倡导者是林子力、蒋一苇等学界前辈。这一时期的经济民主论局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没有在思想界产生明显的影响。第二次热潮由崔之元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推动，[1]并引发了自由主义者的激烈回击。这场争论在《读书》和《二十一世纪》等刊物上展开，被视为新左派浮出水面和知识界开始分裂的标志之一。第三次热潮是近年来随着新左派“主将”连续地围绕经济民主或社会民主阐发立场和展开论述，经济民主问题再次成为热点。[2]

中国的经济民主之争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左右两翼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直接交锋，第二种形式是左右两翼在近期展开的间接对抗。近年来，自由主义者在经济民主论的第三次热潮中集体缺席，其结果是这一次热潮成为新左派的独角戏。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两派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实际上，在对立格局已经固化而且经济民主成为新左派所主张的民主的核心内容的情况下，自由主义者并没有改变立场，他们的缺席应该被理解为“默杀”或“腹诽”。换言之，经济民主之争仍然在持续，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而已。很明显，和当下的怪异对阵相比，20世纪90年代激烈争论的建设性要高一些。

作为左右两派在经济民主问题上的一次全面交锋，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派的争论主要围绕“在当下的中国提倡经济民主究竟是‘制度创新’还是‘制度复旧’”以及“鞍钢宪法”的背景和效果等问题展开，没有深入地讨论推行经济民主的具体途径。更为重要的是，除个别例外，关于经济民主的近期研究仍然没有涉及具体的政策设计，而停留在原则论的阶段。崔之元关于“国有资产收益归公”或“全民分红”问题的讨论当属为数不多的例外。但是这些讨论也是高度理论化的，并没有具体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3]一言以蔽之，无论从论战的表现形式，还是从论战的主题来看，中国的经济民主之争都具有中国特色：这一论战既反映了中国思想界左右对峙的基本格局，也体现了中国思想界避实就虚的论述风格。

中国式经济民主之争以上述形式展开的原因既有表层的，也有深层的。就前者而言，在全国性、权威性、制度化的学术共同体形成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具有“同人团体”性质的学术圈子。这些圈子往往横跨不同学科，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因此，即使没有持不同意见者参与，这些跨学科的学术圈子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具体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讨论。从后者来说，关于经济民主，特别是关于是否应该在中国推行经济民主这一议题，持有不同立场的思想派别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明显的对立。这种对立非常尖锐，以致屏蔽了与“究竟什么是经济民主”和“到底为什么要推行经济民主”相关联的具有实际意义的具体问题。在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的情况下，“如何在中国推行经济民主”这一重大问题根本无从谈起。借用五四时期的术语，“主义”对于“问题”的屏蔽使双方失去了通过对话磨砺己方主张的机会，扼杀了双方求同存异、共同推动改革进程的可能性。

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倡导以对话来实现左右两翼的和解并形成共识。但是，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在这样的环境下，沟通左右两翼关于经济民主的认识似乎无异于天方夜谭，任何试图从中立的立场来讨论经济民主问题的人都可能动辄得咎。然而，对于思想界的健康发展而言，左右两翼的相互激荡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作为泛左翼的一员，笔者对新左派关于经济平等以及经济平等与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的持续关注一直怀有敬意。[4]同时，笔者也注意到自由主义往往被有意或无意地误读，而且自由主义阵营内部也存在不同的派别。更为重要的是，在笔者看来，在除去意识形态的屏蔽，进入具体问题的层面之后，我们很可能发现左右两翼的对立并非是不可调和的，而那些具有可操作性的经济民主方案有可能为破解当前的改革困局提供机会。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学界关于经济民主问题的讨论横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主题纷繁，内容复杂，崔之元等学者近期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因此，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不是本文可以胜任的任务。本文的目的只是从平等——经济民主论的逻辑起点——出发来讨论阻碍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就经济民主问题进行深入交流的意识形态背景，展示被意识形态之争屏蔽的可以让两派展开讨论的具体议题，推动具有可操作性的经济民主政策的落实。

一“主义”的对决

在中国式经济民主之争背后，存在两组“主义”的对决。其中一组“主义”的对决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