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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秩序建构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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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晓坤+郭旭新

[摘要]中国经济转型过程充满了不确定因素的扰动，使得系统均衡的稳定性成为制度变迁中的根本性问题。经济学家们对制度的效率功能、秩序功能及其内在关系的研究，为探索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借鉴和提示，突出了制度在构建稳定的秩序、引导人类行为和减少不确定性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如何在国家意志的正式制度层面上，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经济制度创新和社会秩序建构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培育和形成与正式制度相适应、相匹配的非正式制度因素，通过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与融合过程，建构稳定、和谐而良性发展的社会秩序，是中国经济转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关键词]经济转型；非正式制度；秩序；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4）02-0048-05

经济增长一直主导着经济学领域，这一术语在实践中意味着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人们将其视为推进社会发展的有效路径。但是，被视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最佳制度选择的市场本身，既无法遏制其日益增长的规模给社会和生态系统带来的成本，亦不能通过价格来反映环境中低墒资源的绝对稀缺性。即使在一个完美的市场当中，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也无法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分配的公平性。与之相反，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则首先关注技术上和伦理上的持续改进以及社会的公平和公正。而且，这种发展观允许一种节约型社会的存在，从而使得在既有的总量约束下，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获得更高质量的生活水平成为可能。与“华盛顿共识”所信奉的经济增长模式相比，可持续的发展观所支持的社会经济模式，更加注重发展以及文化和制度的持续性与稳定性。基于上述理念，本文将以可持续发展作为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基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与融合，探索中国社会加速转型背景下经济制度创新、社会秩序建构的迫切性与现实性。

一、中国经济转型与制度变迁中的不稳定性

对于大多数制度经济学家而言，经济转型中的制度创新，最重要的是特定制度安排的“效率”问题，其关键在于“对理想条件下最优或有效安排的辨识”，至于转型过程中的“秩序”问题，则被严重忽略了。如果我们将制度视为一个关于社会行为的控制系统，则以往制度变迁的经济理论只是研究了其中的均衡问题，而忽略了这些均衡的稳定性问题。但是，任何经济转型过程必然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扰动，正是这些随机扰动，使得系统均衡的稳定性成为制度变迁中的根本性问题。

事实上，经济转型通常都伴随着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破坏，以及由此引起的制度结构的失衡，原有的经济与社会秩序亦因而被打破，“过渡涉及了广泛破坏性的革新。由于这个原因，革新带来了长期的、创造性的、强大的、经常是充满仇恨的挑战，它会拖延和改变新的经济秩序。变革威胁长期确立的道德上可以不咎的生产结构、财产关系、剩余分配模式、经济和非经济价值、技术和工作惯例，受到有政治和社会影响力的顽固的集团和机构的反对”[1]（P390-391）。同时，制度变革往往是加剧而非减缓了社会经济中的不确定性，而由此引发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不足以及经济活动中的机会主义盛行，几乎成为转型社会的通病。更有甚者，新旧制度文化的冲突，在摧毁了传统社会规范体系的同时，却令社会无从建立起新制度有效运作的机制，从而常常导致经济与社会陷入长期的混乱和无序状态。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当旧的社会结构逐渐解体而新制度的社会基础又未能有效建立起来之时，市场风险及其他不确定因素与个体的有限理性行为，往往使制度发生扭曲而无法有效运转。而这些组织和协调机制，不仅依赖于一套现代的法律制度，更依赖于能够支持这种制度的稳定的社会结构。

新中国成立为经济的现代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是国家的重新统一、土地改革、城市化的发展等等一系列事件，形成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国家动员能力，但是，阻碍现代化进程的制度结构与社会结构中的严重缺陷并未得到根本的克服，为实现经济转型所需的秩序基础仍然有待建立。“国家和家庭利益的平衡曾有效地稳定着前现代中国的秩序，这种平衡后来消失了。即便新中国能够重新将之确立起来，它也难以为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更加高度的控制和协调建立起可靠的基础……而确立各组织之间的新平衡并建立起一个框架以便将有助于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志士仁人的行动容纳进来，这些基本问题的答案，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找到的。”[2]（P564-565）而这将使通过立法建立有效的现代产权和市场制度的努力大打折扣。因为缺乏足以支持这些制度的稳定的群体结构及其规范体系，将使制度的实施成本大大超出社会的实际承受能力。

而这又将使不确定性继续成为困扰和打乱我们今后改革与制度建设进程的重要变量。众所周知，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体系，基本上是建立在市场的完全信息和个体的理性预期等理论假设基础之上的。在这种虚拟的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