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片贫困山区农村移民的消费结构变动研究-基于陕南1593户农户调查(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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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片贫困山区农村移民的消费结构变动研究-基于陕南1593户农户调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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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市在移民前除食品项外，以家庭设备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且居住项也有0.012，说明当地的居住环境较差，农户需要改善居住条件；由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多以及手机等智能通讯设备的普及，交通通信的边际消费倾向也较高；贫困地区文教娱乐支出实际上几乎均为教育支出，当地居民尚未有能力进行享受性支出。随着教育制度改革与体系的完善，子女教育得到重视。移民后，家庭设备和居住的边际消费倾向之和达0.086，近一半以上的边际消费被用于改善居住环境；食品的边际消费倾向降低为0.026，衣着仍为0.017，但二者的绝对支出已提高，在基本生活水平有所改善的基础上农户将支出更多的分配于其他商品与服务。

安康市在移民前的边际消费倾向仅为0.113。其中：食品与衣着分居第1、2位，在基本消费需求满足后将5.9%的剩余收入用于改善衣食结构；其次是文教娱乐和交通通信，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农民外出务工导致思想观念的转变都促使当地农村居民更加重视提高自身以及子女的文化教育水平，更加重视保持与外部环境的信息通畅交流。移民后，家庭设备与居住项的边际消费倾向之和由0.017变到0.060，提高近3.5倍；与汉中市相类似，食品、衣着、文教娱乐的边际消费倾向略有下降，但绝对支出均有提高。

商洛市在移民前农户的边际消费倾向中，除食品外也是家庭设备与居住最高，由于当地农村居民的房屋位置与材质较差，约5%的边际消费被用于改善居住环境；医疗保健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其他两市，这是由于商洛市医疗保健的绝对支出较低，随着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释放了当地居民的实际医疗需求；文教娱乐支出的绝对支出要高于两市，而其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移民后，整体边际消费倾向占剩余收入约23.2%，提高7.7个百分点；11.4%的剩余收入用于居住与家庭设备支出，食品边际消费倾向虽略有下降但仍稳居第2位；医疗支出的边际倾向减少0.004，但其绝对支出增加；文教娱乐的绝对数量有所下降但消费倾向有所提高。

2.基本消费需求与需求收入弹性分析。

从整体上看，陕南移民农户的基本消费需求在移民后均有明显提高，一是由于整体收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是由于移民搬迁后住房与家庭设备的消费需求显著提高。陕南移民农户的基本消费需求占实际消费需求的比重平均由移民前的71.1%提高到移民后的82.61%，消费刚性更强，表明移民搬迁导致农户用于提高生活消费水平的需求被压缩；同时，其消费需求重点仍在食品、居住及家庭设备等生存性消费上，而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需求不足。陕南三市移民前后基本消费需求的变动趋势与描述性统计分析基本相同，故不再赘述。

整体上来看，陕南三市样本农户在移民前后的消费增长率都远低于收入增长率，各项消费的需求收入弹性均小于1，甚至低于0.5。这表明贫困山区农村居民的各项消费需求对收入变动不敏感，而搬迁安置引起的住房高额消费导致移民农户不得不压缩消费需求，暂时降低需求收入弹性。汉中市在移民工程实施前的家庭设备及居住需求收入弹性系数相对较高，对收入变化的敏感程度相对高一些，其次是交通通信、衣着、其他和食品，说明收入的增长会刺激这几类支出的增加，而医疗保健和文教娱乐对收入的敏感度较低；在移民后，居住弹性系数降低，而家庭设备的需求收入弹性系数仍然高达0.82，说明当地农户重视对居住条件的改善。安康市移民前居民的需求收入弹性系数较高的依次有衣着、交通通信、居住类和食品，而移民后家庭设备的弹性系数最高，住房条件改善导致对家庭设备的关注，消费潜力较大；其余弹性系数较高的为交通通信、衣着和食品。商洛市的整体需求收入弹性由0.43降为0.37，移民搬迁导致农户不得不压缩消费需求。在移民前，家庭设备及居住项的弹性系数最高，说明农户对恶劣的居住环境具有较强的改善意愿，而且由于外出务工人数增多以及智能设备的普及，交通通信的弹性系数也相对较大；移民后整体需求收入弹性降低，交通通信弹性系数最高，为0.65，其余依次是家庭设备、衣着和食品。在目前情况下，陕南三市仅有移民农户的生存型消费对收入变动具有较高敏感度，而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对收入的敏感度较低。

五、结论与建议

从陕南移民农户消费结构变动的描述性分析来看：（1）恩格尔系数较低一般意味着农民较富裕，但是在连片贫困山区食品支出较低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受预算约束限制以及改善居住环境、教育、医疗水平的需要；（2）居住及家庭设备费用的增加较大程度影响了农村居民的其他正常消费；（3）农村居民的传统消费观念和习惯仍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虽然教育与医疗环境改善释放了农户的部分真实需求，然而在工程实施后移民农户这两项支出被压缩，尤其教育支出成为仅次于食品的首选压缩对象，对家庭的长期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