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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语言研究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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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解决这些难题，回答上述的一系列疑问，弄明白这些异态的语言状态的产生原因，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我们下大力气、长时间去调查和思考。我们感到，研究上述中国工业区、城市区语言特异状态的最关键问题，是掌握中国现代城市语言发展的经济、政治等社会背景。

1.中央计划经济背景?中国1950-1990年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变革，与西方发达国家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即中国的工业化是在中央计划经济背景下进行的。离开了对这一背景的深刻把握和透彻分析，许多基本的城市语言现象（如上述那些非常特异的工业语言岛、城市语言岛、单位语言岛现象）都无法认识和解释。计划经济下的社会形态，是人类历史上非常奇特的一种社会形态，历史上没有任何类似的经验或记载来帮助我们了解和认识它的怪异性，我们只能通过实证性调查来真正了解它。在计划经济背景下，社会要素几乎都不能自由流动，执政集团对各种社会要素几乎拥有无限支配的权利，能够对社会进行空前规模的重新整合，并且以一系列超经济强制性手段，彻底改变社会面貌和社会结构，使政府权力和意识形态深入到每一个穷乡僻壤，占据几乎所有人的心灵。在中国，这种社会整合与社会改造，带有强烈的毛泽东个人的色彩，因而特别强调政企合一与政社合一，特别强调思想改造即意识形态的整合（即重视法统与道统的高度结合），特别强调与旧传统、旧文化的彻底决裂，强调新社会的开天辟地般功能（“史无前例”成为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汇）。这一切，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最高峰，成为人类历史上按照理想来设计和改造社会的规模最大、最典型的一个样板。这一实践的结果，是非常巨大的。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不可能出现甚至是不可思议的社会现象。

2.单位现象?中国在计划经济背景下的社会改造，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中国迅速由社区社会向单位社会转变。中国大体在1950年代很快完成了这一转变（现在要转回去却非常艰难），中国城市居民几乎全部被组织在单位之中。政府主要通过单位来控制社会，控制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单位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单位，而且成为政治单位和生活单位，居民通过单位获得政府分配的经济资源和政治、文化资源（农村居民则通过“人民公社”这个政社合一的特殊单位来获得资源或进行资源的二次分配。国家在法理上对人民公社成员的资源获取不承担义务）。单位承担起职工的生老病死等几乎全部社会功能，单位办社会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各个单位纷纷建立起大而全、小而全的生活福利体系（住宅区、食堂、澡堂、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医院、招待所、汽车队、俱乐部甚至游泳池、体育馆、图书馆、运动场等等），大量占有社会资源，效率极其低下，但却为本单位职工谋取了生活的便利，并且成为他们实际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低工资制度下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补偿。据中国卫生部和教育部分别统计，中国城市社会的卫生机构和教育机构，由单位承办的均占三分之一。即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和中小学生，在本单位的医院和中小学里看病和求学。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可想象的（参见注释③中提及的有关文献）。在空间视觉体系上，中国城市形成了由高高低低的围墙分割成的大大小小的单位。在单位内部，至少在表面上，存在明显的平均主义和一切平等的倾向，干部和群众要求“打成一片”，不允许搞“特殊化”，没有明显的等级差别，社会分层在单位内部难以出现。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初期的必然现象，在市场经济国家里也是不可能出现的。知识分子、干部与工人许多方面似乎都在趋向一致，并且在“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口号下，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干部阶层地位趋向一致（在政治地位上甚至超越了知识分子阶层），“亲密融合”，单位内部一片太平景象，表面上一般不容易出现对立和分化。这也是单位子弟语言统一的背景因素之一，是各种家庭出身的子弟消除心理隔阂，“打成一片”，形成子弟学校语言岛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种社会主义革命所特有的背景下，工人阶级的子弟第一次取得了与知识分子、干部子弟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并且在单位子弟学校中迅速溶为一体。单位子弟学校中的语言融合、语音高度统一现象由此出现。在技术密集型的单位里，在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子弟的带动下，工人阶级子弟的语音迅速标准化，出现大量的标准语语言岛。这在1949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单位内部趋向一致的同时，单位之间却仍然有比较大的差异。需要说明，中国在理论上的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在实践中实际上是一种单位所有制，社会财富的占有和分配是通过单位来实现的。不同性质、不同级别的单位常常意味着不同程度的资源占有和享用的权利。因此，在中国的不同单位之间，常常有明显的身份区别，单位成员的身份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