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现代性的自反性建构一项对墨西哥天主教历史变迁的人类学研究.docx

?

?

宗教与现代性的自反性建构

一项对墨西哥天主教历史变迁的人类学研究

?

?

一、导论：后殖民国家宗教与现代性的问题

自韦伯提出“理性化”的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宗教作为支配共同体规范地位的消失、宗教与现世诸领域的日渐分离的“世俗化”概念后，①当代宗教的发展走向成为宗教社会学关注的热点。以贝格尔(Berger)为代表的经典世俗化理论认为，现代社会是宗教失去支配世界秩序的地位，是基于现代科学基础上的科学、政治、法律逐渐确立其主导地位、宗教逐渐走向衰落的过程。②在对包括贝格尔、卢克曼(Luckmann)、威尔逊(Wilson)、大卫(Martin)等人观点梳理的基础上，提勘恩(Tschannen)认为，作为系统的理论，世俗化有着共享的核心概念，即分化(differentiation)、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和俗世化(worldliness)以及在此基础上宗教自主化、私人化、一般化、多元化和世界观的崩溃。③进而，威尔逊认为，“世俗化并非仅意味着宗教的消亡，只有最原始的世俗主义才是如此解释。”④

世俗化理论的意义并非在于其对宗教命运的预言式表达，而在于其对宗教与现代性关系的关注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宗教现代命运的伟大猜想。⑤包括新教在内的多元宗教在美国公民社会形成和公共生活领域中的重要作用，⑥以及佛教在缓解泰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公民身份之间的张力、促进泰国本土性公民身份形成中的重要意义⑦显示着宗教与现代性之间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在天主教从政治生活中分离并逐渐私人化的欧洲之外，宗教与现代性之间具备着多元关系的可能。

在有着漫长殖民历史的后殖民国家，外来的基督教与现代性之间有着更为复杂的纠葛。作为殖民政策的组成，基督教在殖民地传播的实质是殖民者从文化形态上对殖民地人民的征服。但将基督教等同于殖民主义却存在着简单化的弊病。在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巴布亚新几内亚乌拉普米人(Urapmin)基督教复兴的研究中，罗宾斯(Robbins)注意到，基督教在乌拉普米人中的当代复兴是在殖民时期传统道德秩序与仪式系统受损的情形下，乌拉普米人主动通过对基督教的引入实现文化系统的重建，进而重构生活世界的秩序。⑧因而，基督教在殖民地国家的传播并非仅是殖民地人民对作为殖民体系构成的基督教的被动接受，包括当地信众在内的多元主体对基督教参与建构使基督教和现代性之间超越了单一的关系维度，呈现出动态的、复杂的关系模式。

贝克与吉登斯提出的“自反性现代性”为理解后殖民地国家宗教与现代性关系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贝克和吉登斯认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当代社会的发展表现为从简单现代化向自反性现代化的过渡。这种自反性现代化表现为现代性在发展中不断地消解传统，但又不断重建传统的自反性现代性的过程。⑨这一“自反性现代性”不仅发生在贝克和吉登斯致力于论证的政治维度，其亦广泛发生在包括宗教在内的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包括信众在内的多元主体对基督教的支配使基督教超越了作为现代性阻碍的殖民主义的象征维度，基督教对平等教义的倡导以及殖民地国家独立运动对基督教的渗透使之具备着生成现代性的可能，由此使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进程表现为基督教生成的现代性对作为殖民体系构成的基督教的自反性进程；另一方面，独立后支配性阶层对国家秩序和基督教的建构与基督教自身的发展进一步丰富了这一自反性关系的形态。在一些国家能力与统治秩序存在明显不足的后殖民国家，其社会发展进程表现为基督教生成的现代性对支配性阶层操控下作为统治秩序组成的基督教的反叛进程。基于此，科马洛夫(Comaroff)夫妇认为，在包括非洲在内的后殖民国家，基督教的变化并非仅是宗教转型的问题，而是一个囊括“殖民主义、意识、文化与权力的历史人类学研究。”⑩

作为拉美地区代表性国家，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西班牙传教士开始在墨西哥传教。在经历独立战争和宗教改革后，外来的天主教成为墨西哥国家宗教。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墨西哥东南部印第安人聚居的恰帕斯州(Chiapas)却出现了印第安信众大规模改宗的现象，甚至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冲突。天主教在墨西哥社会的变迁显示着外来的天主教与现代性之间动态的、复杂的、微妙的关系。从2014年2月起，笔者对墨西哥恰帕斯州印第安村社进行田野调查，参与并见证了一个印第安自治村社反叛天主教的全部过程。在文献梳理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笔者对墨西哥社会中的天主教的变迁予以呈现，并以此为基础，对后殖民国家中宗教与现代性的自反性关系进行剖析。

二、从殖民秩序的组成到对殖民秩序反叛：独立运动中天主教与现代性自反性关系的生成

1492年，欧洲基督教国家长达数个世纪对伊斯兰入侵者驱逐的“收复失地运动”以对西班牙格拉纳达的占领宣告终结。这一战争使西班牙国王认识到宗教在维系统治中的重要意义。(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