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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冤假错案的成因及防范

近一个时期，媒体先后曝光的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上海两梅（梅吉祥、梅吉杨）杀人案以及河南李怀亮杀人案等刑事冤假错案，给司法公信再次带来灾难性影响。这些案件与之前的湖北佘祥林案、云南杜培武案、河北聂树斌案、河南赵作海案、湖南滕兴善案一样，一次次挑战着法律与正义的底线，一次次考验着人们的心理承受极限。这恐怕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撰文“我们应如何防范冤假错案”的紧迫背景。正如沈副院长所言，“相继出现的刑事冤假错案给人民法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不妥为应对，将严重制约刑事审判工作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下决心的时候”，“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是我们守护司法公平正义的末端，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冤假错案堵在司法审判的大门之外，给党、给人民、给宪法和法律一个交代”。应当说文章对冤假错案的认识、分析还是比较深刻的，对防范冤假错案也提出了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但遗憾的是文章对产生冤假错案的关键、核心问题即错案产生的根源、成因没有过多论及。笔者认为，要防范冤假错案，首先必须认真分析冤假错案发生的根源、成因，只有准确找出问题所在，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防范，否则将劳而无功或事倍功半。那么，当前冤假错案产生的根源何在？笔者以为，归根结底还是理念与制度问题。一、错误理念是冤假错案产生的根源从目前暴露出的冤假错案的情况看，无论是赵作海杀人案、张氏叔侄强奸案、李怀亮杀人案，还是佘祥林、杜培武案件，案件本身并不复杂，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存在重大疑点，而且公检法办案人员对存在的问题都很清楚，并由此导致案件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退回补充侦查或发还重审。如果公检法任何一个机关能够坚守法律底线，坚持定案证据标准，可以说不需要业务多么精通就能够作出正确判断，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些案件经过公检法层层关口，经历慢长时日，大多仍然是以“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的“留有余地判决”而告终。这也是这些案件之所以引发公众强烈不满的主要因素。而且，这些冤案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事后证实，案件在侦查阶段均存在刑讯逼供，案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被告人的供述定案。公安机关在取得嫌疑人的口供之后，马上作破案、结案处理（而且许多地方政府会立即对公安进行表彰、授奖，根本不考虑还要经过法院审判、判决。这已不仅仅是搞“有罪推定”了，而是公安、政府直接作“有罪认定”）。而许多该固定、收集的证据没有固定、收集。案件在公安、检察和审判各阶段几经反复，往往是若干年过去，明知案件证据不充分、不扎实，但再要收集证据已时过境迁、为时已晚。可以说重口供、轻客观证据的观念，以及因之而来的刑讯逼供是公安机关侦

发”。由此可见这一观念影响的广泛性和顽固性。三、制度上的缺陷是冤假错案产生的直接原因1、立法上的不完善①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经几次修改，但至今并未明确规定实行“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原则。学者、实务人员只是从《刑诉法》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规定中，推论出“无罪推定”的意思；从《刑诉法》分则第五十三条、第一百九十五条，推论出“疑罪从无”的意思。其实“不得确定有罪”与“无罪推定”，以及“排除合理怀疑”、“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与“疑罪从无”都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并不能作等同概念。“无罪推定”作为与先入为主地将被告人作为有罪对待的“有罪推定”的对立概念，其本意就是要“自觉主动”地，甚至说要“先入为主”地将被告人作为无罪对待。而《刑诉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显然并不包含此意，如果将“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划作两端的话，该规定至多处于中间地带。其实，该规定正是某领导所说“我们既不搞有罪推定，也不搞无罪推定”的翻版或注脚。可以说立法上的含糊其词，是导致整个司法人员及社会认识错误，观念错位的重要因素。②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刑事被告人的沉默权。刑事诉讼法虽有不能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的规定，但又有被告人必须如实陈述、认罪从宽的规定。立法的不明确导致了公安侦查阶段仍然重口供，刑讯逼供屡禁不止。2、刑事诉讼结构上的缺陷随着刑事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刑事诉讼抗辩式诉讼模式基本确立，“控、辩、审”三角诉讼结构也进一步形成，但是刑事诉讼制度中一些突出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这就是强势侦查、优势公诉、弱势审判的格局尚未根本扭转。依据《刑诉法》第七条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据此，我国形成了刑事诉讼中立案、侦查、批捕、起诉、审判与执行的流水线作业模式。其中，侦查机关处于打击犯罪的最前沿，公诉机关则处于传递接力棒的地位，人们形象地把三机关之间的关系喻为“做饭、端饭与吃饭”，通常是侦查机关“做什么饭”---无论是否夹生饭甚至有毒有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