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化人格与玄远人生-论嵇康主体人格的审美建构.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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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化人格与玄远人生

论嵇康主体人格的审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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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主体人格?审美人格?自由人格?理想人格的人间化

论文摘要:嵇康的人格重在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自觉意识,他把人与人生作为审美的对象,将人生审美化、艺术化了,审美人格构成他主体人格的第一个层面;他崇尚自然、具有反抗意味的放达通脱、任性任情的个性构成他主体人格的自由层面;他的理想人格——“君子”形象既有道家的玄远、自然的理想色彩,又有亲切的人间气息,他以现实人生实践着自己的理想人格,使玄学精神有了可实践性。嵇康是魏晋时代“人的自觉”与“艺术的自觉”的一个典型表现。

提到“魏晋风度”,“竹林七贤”是一个无法绕过的特殊群体和研究对象,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以惊世骇俗的任性行为与独立不羁的自由精神对抗虚伪的名教与世俗的平庸,以深情绵邈的内心世界与唯美主义的人生态度舒展着生命的自由与人性的圆满,以形上思辨的理论热情与洞察世事的人生智慧体现着个体的存在与人生的价值,他们以独特的方式展示着令人千古景仰的魏晋风度。如果从美学的视角审视,魏晋风度更是一种人格美学的表达,一篇重建主体人格的乐章。嵇康在“竹林七贤”中是个性最强的一个,本文重在探讨嵇康主体人格的构成,以求从另一个视角来理解“魏晋风度”与魏晋玄学美学。

魏晋玄学发展到嵇康、阮籍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其标志是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提出的“越名任心”。王弼作为玄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论证了“名教出于自然”。他深入考察了名教的起源,认为名教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即“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为官长”,原始的自然和谐状态被打破,才会出现器利与官长,官长出现就会有名分尊卑,就有名教,名教的价值在于使分散的朴“复归于一”。名教的作用不是教人虚伪奸诈,不是求名求利的工具,而是使人返朴归真、返归自然的手段。但现实的名教却压抑人的自然本性,使人失去自然之理。嵇、阮撕破了蒙在名教上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正式宣告名教与自然不可调和。在此意义上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提出“越名任心”。

如果说王弼揭示了名教存在的严重问题,批判名教流于空名而有失真实,志在强调名教的自然之性,促使名教走上复归自然之路,对名教还寄予厚望的话;那么,嵇、阮则彻底看穿了司马氏统治下名教的本质:名教被彻底异化,成为人返朴归真的永恒障碍,与人的生命本真严重对立;他们认为名教与自然是水火不容的两种原则与生活方式,从而以激烈的态度检讨名教的罪恶,要求彻底抛弃名教,回到自然。嵇康作为反名教态度最强烈的一个,他在偏激忧愤的论文中鞭挞着名教外衣下群丑的虚伪与卑鄙,在清峻超脱的诗文中向往着理想的人格与境界,更重要的是,在现实中他以自己独立不羁的自由精神与高洁伟大的人格实践着自己的审美理想与理想人格;以“人”的自觉意识注重自己作为主体的价值与意义。他在反抗名教中发展自己的个性,“不仅在意识中复现自我,而且把自我作为对象加以塑造,展现出绚烂多彩的个性活动。”[1](p167)嵇康主体人格的美重在自由、超脱、自然的境界,其审美人格是对名士人格的理想化。这种理想化的人格既是对自我人格的写照,又具有极强的超现实意味,其超越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审美化的产物,是一种精神绝对自由,心灵完全自适,人性自然完美的主体人格。其主体人格由以下三个方面构成:

一、审美化人生与审美人格

嵇康的审美能力在“七贤”中是最高的一个,其卓越的审美能力、非凡的卓识才情在音乐上就可见一斑:“声调绝伦”的《广陵散》,尽雅声之妙的《琴赋》,集中体现音乐美学思想的《声无哀乐论》,以及众多关于琴的诗,都说明音乐不仅是他生活的主要乐趣,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嵇康认为“众器之中,琴德最高”[2](《琴赋》P30)。他不仅精通琴道,是一位杰出的琴师,而且,他还以非凡的感受力去体验音乐之美。请听这把雅琴的妙音:

“状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汤汤,郁兮峨峨。”[2](《琴赋》P32)

“嘤若离昆鸟鸣清池,翼若浮鸿翔层崖。……远而听之,若鸾凤和鸣戏云中;迫而察之,若众葩敷荣曜春风。既丰赡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终。嗟娇妙以弘丽,何变态之无穷。”[2](《琴赋》P34)

琴禀受大自然之孕育,其声亦具有大自然的气质风采。琴声本可闻而不可见,但嵇康以一个音乐家的审美感受,发挥他作为文学家的才华,将变化多端的音乐形象以自然万物的雄伟壮丽、飘逸灵秀、千姿百态描绘出来,在起伏变化的乐音中听出了无限丰富的审美意蕴。他让生命自由地奔放于“自然之和”的琴声中,把对生命自由的渴望融汇于充盈着大自然之灵气的“雅声”中。正是在这长久的审美体验中,嵇康提出独特的音乐美学思想——“声无哀乐论”:“夫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为五色,发为五音。”[2](《声无哀乐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