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典籍英译研究和语料库语言学结合的可行性探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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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典籍英译研究和语料库语言学结合的可行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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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辞源》（1979）中将“典籍”定义为“法典图籍等重要文献”;《现代汉语词典》（2007）中将“典籍”具体定义为“记载古代法制的图书，泛指古代图书”。根据定义，大致可知“典籍”包含两方面义项：一是古代重要文献、书籍;二是法典、制度。汪榕培、王宏（2009）将重要文献和典籍界定为“中国清代末年1911年以前中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重要文献和书籍”。因此，典籍不仅囊括古典文学作品，而且还包含古代法律、医学、经济、天文、地理等其他方面的作品。同时不能遗忘的是，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了汉族，其他少数民族也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明。少数民族经典作品也应纳入典籍的一部分，与汉民族文化一起构建完整的中国典籍作品。

本文提到及引用的案例均出自少数民族典籍汉译本及对应英译本。

一、少数民族典籍英译及其研究现状

近年来，少数民族典籍英译及研究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广西百色学院翻译了《布洛陀史诗》，大连民族学院翻译了达尔族乌钦体史诗《少郎和岱夫》和赫哲族史诗《伊玛堪》的部分篇章，河北师范大学李正栓教授翻译了《藏族格言诗英译》，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并出版了涉及11个少数民族的17部民族典籍。外译研究方面，汪榕培、王宏印等人从2006年开始对民族典籍开始系统、规模地进行研究。全国典籍英译研究会（2011年更名为“中国典籍翻译研究会”）、少数民族典籍英译学术研讨会的成立和召开带来了不少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成果。同时，不少高校加大了培养典籍翻译人才的力度，还增设博士点研究民族典籍英译。其中苏州大学的汪榕培、南开大学的王宏印、河北师范大学的李正栓和广西民族大学的韩家权等培养了一大批民族典籍英译及研究的弟子，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大量成果。随着国家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一大批涉及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项目得以立项。

二、语料库运用于翻译学研究

语料库语言学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主张以真实语料为基础来描写语言使用的客观规律。这种研究方法以人们使用的真实语料为依据，能有效保障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客观性（胡开宝，2011：4）。

语料库与翻译学的结合则得益于蒙娜·贝克（MonaBaker）（1993）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尝试论述了语料库与翻译学结合的历史必然，即打破“原文至上”及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处于翻译研究中心地位的“对等”问题的研究僵局，就需要将研究重心转移到目标语文本和目标文化上。其实发出同样呼声的研究者不止贝克一人。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儿（Even-Zohar）借用20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学者的观点，建立了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theory）。他强调翻译文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首先，目标语选择需要翻译的作品;其次，翻译规范、行为和政策受到其他联合系统（co-system）的影响（Munday，2001：109）。多元系统观的提出削弱了翻译研究中源语文本的主导地位。之后其学生图里（Toury）对规范理论（norms）（2012）和描述性翻译研究（descriptivetranslationstudies，DTS）（2002）的详述进一步瓦解了“原文至上”的“对等观”。“规范”这个概念不仅打破之前的平衡，将重心更多放到译文上，更重要的是，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不再是单个翻译文本，而是连贯的翻译文本语料库。翻译规范是某种特定翻译方式下的产物，只有通过分析特定语言或文化下的大量代表性文本才能进行观察和详述（Baker，1993：240）。这些研究设定在语料库的辅助下都可以得以实现。

三、语料库运用于少数民族典籍英译研究的理论探索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的语言、文化不尽相同，但不同少数民族创作的典籍间却存在共通之处。很多作品都会出现“天地起源”“婚恋”“造物”和“人民反抗阶级和民族壓迫”等类似体裁。例如：纳西族《创世纪》和彝族《查姆》中都出现了“天地起源”的主题诗歌;达斡尔族作品《少郎与岱夫》和彝族（萨尼人）的《阿诗玛》都反映了人民同强权势力作斗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当前少数民族典籍的英译研究大多选取某个民族的某一部作品为研究对象，研究结论、研究意义受限。要打破这一局限，只有将目光放到更多文本之上。如前文所述，不同少数民族典籍却存在很多相似主题。如果将每个少数民族中相似主题的典籍搜集在一起，在更多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也将更具普遍性。这些研究设定在语料库的辅助下都可以得以实现。当然，在语料库技术的辅助下，不同民族相似主题的文本可以搜集在一起，同一民族不同主题的文本也能成为丰富的研究对象。这样，少数民族典籍英译的研究视点从单一的文本扩大到多个文本构成的语料库，研究方向也会增多。

四、语料库运用于少数民族典籍英译的研究方向探索

1.译者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