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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金调减的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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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博峰

[摘要]文章以天津某涉及违约金调整的问题为论证切入点，分析此案的处理存有四点缺陷：调整的原因存疑、与违约金制度的功能和性质不符、法律依据不明确以及与违约金的原则相违。基于对案件的重新认识和分析，提出此类案件的裁判思路应当为：在实体问题上，以损失问题的认定为核心，以损失的数额与违约金的数额进行对比，严格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决定是否进行调整；在诉讼问题上，应合理地分配有关损失问题的举证责任，并且在认定原告经营能力的问题上，灵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关于免证的条款。

[关键词]违约金；违约金调减；举证责任；案例分析

一、案情介绍

本案发生在天津塘沽，原告为天津市塘沽经济开发区建设工程公司，被告为公民付强，二者于2005年签订《厂房租赁协议》，约定原告将坐落在塘沽区河北路的l3层厂房、建筑面积总计2546.25平方米出租给付强，租金若干，逾期交付房租的，每逾期1日由原告按月租金额的1.5%向付强加收违约金。履行期限届满后，付强拖欠原告租金3850000元未付，且未将其所租赁的厂房返还给原告。

一审中，原告依据违约金条款的计算方式向法院主张2050312.50元的违约金，被告当庭提出合同约定的违约条款标准过高，认为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支持了被告的抗辩理由，酌情调整为以3850000元为基数，自2012年2月28日始至2015年7月1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逾期罚息利率（逾期罚息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经笔者粗算，数额大约50万元）。一审判决后本案双方以不同的理由提出上诉。对于违约金的问题，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以原告的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对违约金进行调整，判令付强以欠付租金数额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逾期罚息利率上浮30%支付违约金，符合案件事实，亦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因此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通过上述介绍可以看出本案的一大争议焦点，就是关于违约金数额的调整问题。然而对于这个问题，人民法院的做法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做出裁决。”表面上看属于依法裁判，并无不妥，但如果经过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所隐含的疏漏，详见下文。

二、本案关于违约金问题的疏漏分析

（一）调整的原因存疑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以及《司法解释二》的规定，违约金调整的原因有两个：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和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并且一般应当超出损失的百分之三十。显然，人民法院在裁判时认定本案关于违约金金额的问题符合第二种原因。但是本案中，出租方的损失及其金额在本案判决中并未明示，当事人双方也未明示，那么自然也就无法认定违约金过分高于损失，进而导致无法适用违约金调整的条款。

（二）与违约金的功能和性质相违背

违约金的功能是指违约金所具有的价值和作用。然违约金具有何种性质也就决定了违约金具有何种功能。通常认为，违约金根据不同的情况具有两种性质，即惩罚性和补偿性。从我国《合同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我国并没有承认惩罚性的违约金，但这并不表示我国的违约金制度不具有惩罚性。因为只有当违约金超过损害百分之三十的时候才可以启动违约金调减制度，也就是说违约金在这百分之三十的范围之内仍然具有一定的惩罚性，这样的性质也决定了即便是补偿性违约金，仍然具有担保债务之实现的功能，否则当事人之间约定违约金条款的功能将大打折扣。

回到本案，法院采纳了被告的抗辩，忽略对于实际损害的认定，并将当事人双方关于违约金的约定搁置一边，直接采纳被告的请求调减了违约金。这不仅将导致违约金的惩罚性无从体现，并且也大大削弱了违约金的担保功能。由于违约金条款被轻易排除，其担保主债权实现的功能自然无法发挥。长此以往，当事人在计算违约成本时，恐怕会更多地考虑调减后的情况，而非违约金的约定数额本身，这种不诚信的做法如果得到了司法实践的支持，必将会影响到违约金制度的发展。

（三）调减的方式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根据《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调减违约金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并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然而这只是一种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说明具体的操作方法。本案中，法院依據“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之规定”认同了被告提出的调减方法。当通读《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