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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动物凶猛》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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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思雨

摘要：因作品中独特“流氓气质”备受关注的作家王朔，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中国当代文坛声名鹊起，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忽视的作家。其中篇小说《动物凶猛》一经发表便大获好评，凭借其广大受众与电影改编的巨大成功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占据重要地位。本文试图对近十年国内对该书的典型研究成果进行分类，建立起一个相对完整的近十年《动物凶猛》多维文学批评体系。

关键词：王朔;动物凶猛;阳光灿烂的日子

成名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王朔，凭借其戏谑讽刺的语言、有趣独特的创作风格出道后实现了“爆红”。其中篇小说《动物凶猛》一经出版便引发了各界关注，其后由姜文根据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上映后更是引发轰动，促使社会各界对该书的关注进一步加深。《动物凶猛》一书具有鲜明的“王朔”风格，小说用“京味儿”十足的语言展现“文革”这一特殊时期中青少年特有的心理状态，数十年来吸引着评论界的关注，近十年对《动物凶猛》小说的研究主要分布在三方面：作品的主题研究;中外小说、小说与电影的比较研究和小说中“我”的形象分析。

一、《动物凶猛》的主题研究

《动物凶猛》的主题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自其问世至今，研究者对其主题的解读一般都是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这一小说背景展开。王朔在《动物凶猛》中展现了在“文革”混乱的时代背景之下，青少年失去了父母的管束从而获得了一种特定时期带来的“自由”。但是在这种毫无约束的自由世界中，年轻的生命与情思失去规范引导也就容易走向一种彻底的“放纵”，青少年们走向了兽欲的释放与情欲的满足。赵军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动物凶猛——读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1]中就认为小说中的人物是一些在混乱时代中怀有伟大理想的青少年，却在令人无奈的现实环境中走向了一种无节制的自由困境。

“青春”也是书中重要的叙述主题之一。作者王朔在小说中表达的情感更偏向于对青春的怀念，张芳在《从小说到电影——浅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改编艺术》[2]中分析了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实现了青春主题由“凶猛”向“灿烂”的表达方式的转变。“青春”是小说和影视改编中王朔和姜文共有的情感主题。经历了长期对王朔痞子文学的批判，当前批评界对王朔作品的评价更加客观，更加关注其戏谑痞气语言下真挚动人的情感主题表达。

二、《动物凶猛》的比较研究

从中外文学比较这一维度出发，研究者经常将《动物凶猛》与对王朔本人创作风格有着重要影响的塞林格文学作品进行比较。王欢欢、陈璟在《空间理论视域下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与〈动物凶猛〉比较研究》[3]中对两者开展了空间理论领域的研究，从学校空间、家庭空间与精神空间三个领域对其进行比较，分析表明了两部小说主人公进行反叛的不同原因与内心共有的美好寄托。除了不同文本之间的比较研究，对于《动物凶猛》与其改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之间的比较讨论从来没有停止，电影实现了对小说青春主题的进一步深化。调整后的人物形象和语言表达体现出的个人风格成为了小说改编电影的加分项。同时，作为一部上世纪90年代拍摄的电影，将影片重新放置于当下的文化语境中，一代青年人依旧可以在各式各样的人物身上发现自己影子，这也是《动物凶猛》这部小说和其改编电影的可贵之处。

三、《动物凶猛》的“我”的形象分析

在《动物凶猛》中，王朔塑造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大院子弟形象，他们桀骜不驯、追求自由，彰显着无拘无束的原始情感与个性表达。而作品中的“我”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则真实地体现出了青少年躁动的青春。在对主人公“我”的研究中，除了通过文本分析展示人物行为，彰显人物性格与情感之外，还有研究者使用心理学理论深入分析人物的心理状态与人物行为。安霖、贺晓岚在《用拉康心理学理论解读〈动物凶猛〉中的我》[4]中指出，主人公“我”的心理发展历程契合拉康主体心理结构三个级别的理论。二人实现了理论与文本、心理学与文学相结合的文学研究，这为对《动物凶猛》开展更深层次的多维研究提供了新方向。

同时研究者们也对“我”的主体身份书写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与“他者”这一文学范畴的比较分析，彰显了“我”在小说中的不同身份与这些身份的不同作用。张药滟在《王朔小说〈动物凶猛〉中的主体身份书写》[5]中指出作家在文本中实现了“自我”与“他者”、“自我”不同身份之间的相互对抗，实现了对文本中“我”这一人物形象的深刻探索，反映出作家对“我”这一主体身份的深刻理解，表达了当时时代背景下人物复杂矛盾的内心特点，这对“我”这一人物形象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小结

近十年来研究者们对《动物凶猛》开展了多角度的分析与研究，除了以上提及的三方面，还有研究者致力于对其进行叙事特点方面的研究。值得肯定的是，除了对文本本身进行探讨外，研究者还将文本放置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开展文化解读，对其开展心理学等多方面的探索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