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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思维方式：证据裁判主义“没有证据，就没有裁判。”“在法律上，凡是有证据证明的，视为存在；凡是没有证据加以证明的，视为不存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案例2007年，在南京发生了一个案件，一个人涉嫌盗窃。结果公安局审问后，这个人承认了另外一件事。有一年夏天晚上11点半，在长江某段大堤前，他往江里推了一个人，而且把这个人边上的钱物都抢劫一空。在这个案件中，没有言辞证据，因为周边没有人；也没有实物证据，没人报案，南京城中没人发现尸体；只有被告人自己的供述，他的供述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根据，他说的非常清楚，说得非常具体。如果你是法官，你如何处理这个案件？案例：证据裁判主义vs逐个推测主义被告人郭某北大刑法学博士被害人北大法学院博士后当事人：郭某之妻政法大学民法学博士案发后躲在重以雇凶杀人罪起诉郭某被告人有作案动机，但无证据证明他直接雇凶杀人雇凶者案发后跑美国去了证据不足应判无罪检察院提出抗诉：理由一，被害人在北京没有任何仇人，如果不是他干的，那是谁干的。理由二，从郭某某时候提供的藏身之处和赃款来看，如果不是他雇的，所有的这些行为得不到合理的解释。最后的结论是，根据我们多年的司法经验，这个案件已经排除了其他人作案的可能。非郭某某干的不可。夫妻夺妻之恨关系不明谋杀庆郊外村庄里案发前给每人提供2万元案发后给每人提供1万元被怀疑有染案例：杜培武案杜培武是一个昆明戒毒所的警察，被指控涉嫌杀害两名警察，一个是他的妻子，昆明公安局通讯科的一个干部。另外一个是当地一个县公安局的副局长。一审判处杜培武死刑，二审改判死缓。杜培武被认定杀了两个警察竟然还判死缓！有关的国外媒体就报道说“中国的死刑制度发生了改动的迹象！”但是背后是什么？证据不足不敢判死刑。当时云南省高院有两种意见，一派认为应该判死刑，此案影响太大了，这是公安部关注的大案，也是云南省关注的大案；另外一派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判无罪。两种意见产生碰撞的结果是：既要判有罪，但又不能判死刑，于是就判了死缓。过了半年以后，真正的凶手被抓起来了，一切赃款赃物都找着了，发现是冤假错案，也就把杜培武给释放了。比如说刑法，有人说刑法是干嘛的，打击犯罪的，它为国家定罪确定了规则和条件。这句话不能说错，但是不准确，为什么说不准确？如果为了打击犯罪，完全可以不要刑法，你要制定它干嘛！刑法的犯罪构成是对法官的约束，犯罪构成要件不符合就无罪，“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罪刑法定原则。如此看来，刑法是干嘛的？约束国家定罪量刑权力的。那国家又要打击犯罪，又要捆住自己的手脚，国家它有神经病吗？这不正常嘛！人类本来不需要建立法律制度，如果只为了打击犯罪，出现一个盗窃，直接枪决，效果最好。比如像新加坡，如果在街头盗窃，他直接把犯人的屁股亮出来，抽鞭子，这叫鞭刑。我们古代还有各种各样的羞辱刑。我们为什么不允许采取这种极端的处罚方法？原因很简单，我们制定刑法，约束国家公权力。你可以惩罚一个公民，但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而且要按照文明社会所接受的方式来惩罚，不能乱来。国际公约里有“禁止羞辱刑”、“禁止滥用刑罚”，都是这个道理。刑法是干嘛的？当年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有一句格言——李斯特是拉德布鲁赫的老师，拉德布鲁赫大家都知道，是著名的法学家，他的老师是李斯特——李斯特说：“刑法是干嘛的？犯罪人的大宪章。”它是专门给犯罪的人提供保护的一个宪章。没有从权利保护这样的角度来看，完全可以不需要制定刑法。再比如说为什么要建立刑罚制度，我们规定了很多刑罚幅度——十年、无期、死刑；为什么建立这么多的刑罚的幅度？还是给国家权力施加限制。刑法从什么角度来限制？它从定罪的条件，犯罪构成的要件和量刑的幅度这三个方面来约束国家权力，防止定罪的滥用。那么证据法是干嘛的？证据法是从证据角度提出了认定一个公民有罪的证明条件。证据的条件、证据的资格、定罪的标准，你达不到这个标准，疑罪从无。如果这个证据违法了，严重践踏了人的权利，这个证据就要排除。证据法没有一处不体现了对国家公权力的限制——对侦查权的限制，对公诉权的限制，对审判权的限制。那么程序性法是干嘛的？程序法有一个核心和灵魂，那就是：没有经过正当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财产乃至生命。我们称之“公正审判原则”，又叫“正当程序原则”。没有经过正当程序，任何人不能变成罪犯。当年法国大革命以后，通过了一个著名的《人权宣言》，至今还是法国宪法的序言。法国《人权宣言》里面有两句著名格言，是作为保障人权的著名的两句格言——“对官员来说，凡是不授权的，都是禁止的；对老百姓、对公民个人来说，凡是不禁止的都是允许的。”再说一遍，“对官员来说（国家公权力来说），凡是不授权的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