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星拱科学教育思想及其实践.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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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星拱科学教育思想及其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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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敏陈闻晋

摘要：王星拱是20世纪中国卓有成就的大学校长、教育家。其科学教育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文化思潮，同时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齐治平、经世致用的理想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其教育思想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富国强民为志业，力倡科学的普及与发展，重视科学方法的运用，在大学教育管理中充分贯彻科学精神。他将自己的教育思想实施于大学的办学实践之中，尤其在国立武汉大学创下的办学辉煌，使得其科学教育成就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峰。

关键词：科学教育；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大学教育

王星拱（1888—1949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重要的教育家、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是罕见的历任多个大学校长且卓然有为的学者。他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参与创办国立广东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并出任省立安徽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尤其担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达12年（1933—1945年）之久，为后起之秀的武汉大学跻身“民国五大名校”立下了卓越功勋。与同时代的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竺可桢等大学校长一样，王星拱怀抱“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之梦想，为现代大学的创建与发展殚精竭虑、振臂鼓呼。他的教育思想既具有科学主义价值观主导下的中国教育学人的共同思想特征，又因其科学哲学家的特殊身份显示出独特之处。本文侧重对王星拱的科学教育思想进行溯源和探析，力图揭示其在中国近现代科学教育、学术转型及大学建构的开拓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一、王星拱科学教育思想的文化溯源

（一）西方文化科学实证之陶冶

20世纪中国学术和教育的最大特征，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及其文化。这既是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日益追击、逼迫的无奈之举，也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内生机制”，即儒学的经世致用传统，以及清代朴学研究形成的求实求是精神。经世致用的外显性与求实尚朴的内生性，极易与西方19世纪的科学主义传统走到一起，形成“西学东渐”的文化潮流。作为“西学”的大力倡导者，严复等维新派代表反对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认为“西学”的价值并非仅是经世致用，在思想启蒙方面还具有“炼心积智”“变吾心习”的重要意义。严复提出“科学教育化”“教育科学化”两大命题，使“科学教育”的内涵由学校的科学知识传授拓展到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教育问题，从而孕育了近代中国科学教育思想，并开启了中国科学主义的思潮。王星拱早年（1902-1907年）在安徽高等学堂求学时，严复曾执长于此，他是严复所力推之“西学”的受教者，其聪颖好学也深得严复欣赏，严复的科学教育思想对其潜移默化的影响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1908年，王星拱负笈英伦，于伦敦大学从预科读到获得硕士学位，历时八年之久。此间，他一方面刻苦钻研化学，一方面对当时流行于西欧的马赫实证主义哲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曾专门研读过英国马赫主义者卡尔·毕尔逊的著作。作为中国第一位马赫主义哲学传播者，王星拱非常认同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以科学化、实证化为现代哲学的发展方向，这也直接影响到他日后的科学教育观念。他于20世纪20年代“科玄论战”中发表的《科学与人生观》一文，便是从马赫主义出发定义“科学”“人生观”“科学的人生观”，阐释科学所凭借以构造起来的两个原理和生命演化的进程，还竭力探寻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途径。王星拱的科学哲学体系在1930年出版的《科学概论》一书中达到成熟，他将哲学看成是“科学的科学”，以马赫的感觉复合化为思想渊源，对经验论科学主义的开展进行了系统总结，并建立了一个相当完备而系统的科学宇宙论体系，“成为自严复以来20世纪中国科学主义思潮发展的一座里程碑。”[1]

（二）中国文化经世济用之传承

虽然沐浴于“西学”，王星拱并未因此彻底否定传统，而是与蔡元培等学人一样，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王星拱自幼熟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少年时代曾考取过秀才，具有深厚的国学修养，特别是儒家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念深刻影响并贯穿于他一生的科学、教育实践。在学术、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他始终抱着强烈的入世态度，无论著文还是演讲，都反复强调科学、教育对于“民族之兴衰”“国家之隆替”的重要意义。他对于大学治理的殚精竭虑，对于学生道德教育的大力倡导，以及率先垂范的言传身教，都内在承继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儒家教育观念。与此同时，他对政治又采取“出世”的态度，身为国民党元老却冒着丢官弃职的风险，抵制国民政府的“党化教育”，以保护大学的学术自由。尤其他极力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推行教授治校、“无为而治”的施政方略，显然与中国传统道家哲学“多元”包容、自然“无为”的思想一脉相承。由王星拱及其同代学人向往西学而不忘本源的态度，我们不难发现：学习、传播西方科学技术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齐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