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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化研究与“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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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化研究与“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纠结

英国文化研究原初是一项国内的事业,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议题迅速国际化。霍尔开始高频率地谈论身份、混杂、新族性、英国性、全球化;莫利的话题也从国内的“积极受众”转向了“全球媒介、电子图景、文化疆界”等只有全球化时代才有的课题。于是,也就有了英国文化研究与“文化帝国主义”命题的相遇。由于传统上“文化帝国主义”不是英国文化研究的重大主题,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未得到学界认真的梳理。以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性理论家霍尔和莫利为中心,建构“文化帝国主义”与英国文化研究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联,可以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研究提供某种可能的借鉴。

[关键词]霍尔;莫利;英国文化研究;文化帝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G1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5-0227-04

贺盕滨(1959—),男,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外语系教授,英国爱丁堡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后研究员,爱丁堡市政府传译部首席释译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文学翻译和普通语言等;(河南郑州451150)金惠敏(1961—),男,哲学博士,河南大学省(政府)特聘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211讲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学位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与美学、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等。(北京100732)

英国文化研究原初是一项国内的事业,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议题迅速国际化。霍尔(StuartHall)开始高频率地谈论身份、混杂、新族性、英国性、全球化,尽管他早年也不时有此讨论;莫利(DavidMorley)的话题也从国内的“积极受众”转向了“全球媒介、电子图景、文化疆界”等这些显然只有全球化时代才有的课题。于是,就有了英国文化研究与“文化帝国主义”命题的相遇。由于传统上“文化帝国主义”并非英国文化研究的重大主题,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未得到学界认真的梳理。

笔者认为,欧美学界围绕“文化帝国主义”数十年持续不断的论争,渐渐凸显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趋向——现代性趋向与后现代性趋向,而文化研究也由此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思想范式——“现代性文化研究”与“后现代性文化研究”。要厘清英国文化研究与“文化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需要分别确定它与现代性理论和后现代性理论的关系,而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学界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分别只是一种笼统的理论划界,并不完全适合具有丰富和复杂内涵的具体的思想探索(如英国文化研究)。离开理论,我们无从通达对象;而仅仅依循理论,我们将会远离对象。这提醒我们,在借用任何一种理论模式的同时都需要对它保持一定的警惕。

现在我们姑且先从理论出发。

英国文化研究与后现代理论的关系一直比较暧昧。似乎在对高雅文化的解构上,在对差异和杂交的强调上,在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上,在对“文化工业”概念的拒绝上……英国文化研究与后现代理论同气相求,互为知音。这绝不为错。但是,仔细辨认则会发现,二者这种目标的相同掩盖着它们出发点的相异:后现代理论的主要来源是索绪尔的符号学,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对于“主体性”进行解构的倾向,能指只能达及作为观念的所指,而无法进入现实,能指所指向的不过是另一能指,意指活动不过是一条纯粹由能指所构成的漂浮的链条,即能指链,因而所谓的“主体”在言说结果中就成了被言说——被能指所言说,被文化所言说,被传统所言说,等等,它是代言人,代他人言说而不能自己言说或者言说自己。在现代性哲学中,如在康德那儿,主体决定客体,因而它才是“主体性”,但被后现代理论翻转为被客体所决定,主体于是便不再是主体了。是否承认主体性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哲学上最基本的分野。

英国文化研究,虽然并非总是如此(因其对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而导致不太注意理论本身的内在统一性),但至少就其与“文化帝国主义”命题相关的媒介受众研究而言,其最重要的理论支撑则是对主体性的坚持,具体说,就是将媒介受众作为话语主体,更关键的是作为个体主体。

以“积极受众”而名世的大卫?莫利,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指出:“我们不能将受众视为一个不加区别的大众,相反,它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由一些相互重叠的亚群体构成,每一群体都有其自身的历史和文化传统。”[1](P8)他要求去调查受众“在阶级结构中的位置”、“地区所在”、“种族来源”、“年龄”和“性别”等这些作为社会学基础的要素。[1](P8-9)也就是说,他需要一个更加具体的“受众”概念。虽然受霍尔的直接影响,受阿尔都塞间接的影响,年轻的莫利不是十分赞同把受众进一步作为个别的个体[1](P1),但在后来的“全国受众”和“家庭电视”研究中,他实际上已经把社会学分析与个体分析结合了起来。更重要的是,他将受众的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