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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后疫情时代公共品格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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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快速发展和不断变革的时代，科技进步，全球一体化的同时也带了巨大风险，面对疫情席卷的危机，引发了对教育自身的反思，教育培养的人应该是具有公共理性，秉持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能够参与公共生活，进行公共合作的“公共人”，在疫情的检验下，暴露出社会心理调控失调、公共精神缺乏，迫切需要公共品格教育回归。后疫情时代，教育应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实践共同培育青少年的公共品格。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到飞速发展的新阶段，同时也进入高风险和高危机的社会发展阶段，自然的、人为的灾难频发。2020年新型冠状肺炎席卷全球，在这场公共危机面前，社会各个系统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教育也无不例外。在教育场域，与其说疫情是考验，不如将其视为审视自身的镜子，疫情引发教育对自身反思，学界产生了很多的相关话题，比如探讨如何进一步开展生命教育、安全教育、健康教育、或是线上教学对传统教学带来的冲击和张力以及在后疫情时代我们的教育将走向何处的价值关怀问题等。在今后，疫情常态化和后疫情时代的语境下，我们的教育如何培养人，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培养的人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更好的参与社会生活和适应未来，这些都是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应给予积极回应的。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人的社会化，和人的人性化，教育既要培养“个体”的人也要培养“社会”的人。而我们培养的“个体人”不是原子化的个体人，而是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人格形态，是具有公共理性精神以及公共德性品质的“公共人”，这才是民主法治社会所需。[1]

一、后疫情时代呼唤公共品格教育的回归

（一）疫情中社会心理调控的失调

在疫情发展的最初阶段，谈“疫”色变，人人自危，成了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在疫情的惯性下，使人们形成了不同程度的群体认同和群际偏见，即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贬损或抬高的社会知觉偏见。[2]比如，疫情在武汉爆发时，人们对各地“武汉人”，“湖北人”的人为标签，而这种非理性的排斥甚至歧视，导致了社会心理调控的失调，和人际交往关系的异化。再如，网络平台中多次曝光的疑似感染者用污染的纸巾涂抹电梯按键。而此类社会心理崩塌的事件，都急需一种统领的“公共”精神去施以援建。

（二）疫情中暴露的公共精神匮乏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结构，以自己为中心依据亲缘性的等级排列关系结构。在中国人特有的以宗族为基础的人情文化的厚重土壤中，公共精神的生长很容易营养不良。在抗击疫情的基层工作中，即便是在一些“以邻为壑”采取严密抗疫封锁措施的地区，有外来人员路过或到访时，如果有本社区熟人前来“打招呼”，便很容易被顺利放行，“不想拦、不愿拦、不敢拦”的情况时有发生。[3]

（三）公共品格教育的回归

放眼全球，品格教育已成为各个国家教育领域的基本内容。品格教育绝非可以悬置于生活世界和整体道德教育历史图景之外的固有的抽象物，尤其在后疫情时代的语境下，无论是公共品格教育目的选择和价值取向的勘定，品格教育应以当下的时代特征和现实问题相契合。1、公共品格教育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目的必要条件

疫情后，或是疫情常态化的今天，我们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基于这些价值论上的问题，品格教育对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回应是疫情带给教育反思的应有之义。公共品格是人社会化的一种必需，公共品格教育不是一种对于人性的束缚，而是一种对于人性光辉的彰显和发扬，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要条件之一。

2、公共品格教育是开展学校德育的重要内容

当前学校道德教育面临着个体化困境，个体分化力量的不断加剧以及竞争性的增强，使得青少年学生易于陷入封闭化、私利化、自我中心化的个体化生存状态。学校道德教育应推进公共理性的教育，促进人的公共理性的思维立场、协商意识以及批判能力的发展。[5]面对疫情带来的公共危机，社会需要学校道德教育能担负起培养人公共品格的重任。一是要开展能够激发公共理性的思维的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摆脱私人理性以及私人利益的狭隘的思维立场的束缚，从公共的善以及社会的根本正义的角度来思考公共问题。二是公共品格教育要注重培养公共协商能力的教育，培养青少年的协商对话的意识和能力的提升。

二、公共品格教育的蕴含和结构

（一）何为品格

品格来源于希腊词Karacter，意为“雕刻”逐步发展为标识或者符号，后来延伸为一个人的行为模式和道德构成。对于品格的认识，有的学者在价值层面讨论品格问题，托马斯里克纳从价值的角度解析了品格。他认为，品格价值分为两类：道德上的和非道德上的。[6]还有的学者在行为的视角审视，如瑞安和博林认为，品格是心智习惯和道德习惯的总和。[7]在特征的维度出发，特性的圣里克认为，品格是“个体所具有的区别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