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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集与元代南方道教的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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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前期，全真道成为北方十分显赫的大道派。但元灭南宋以后，逐渐把扶植道教的重点转向南方的正一道，从而使其发展后来居上，超过包括全真道在内的其他道派。以正一道为代表的南方道教，在政治上取得尊崇显贵地位的同时表现出明显的文人化与儒学化倾向。而元室扶持道教的政策及当时整个社会思潮兼容并蓄的形势，又使这一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对道教抱有接受和认同的态度。这两个方面互相作用，致使元代中后期的文入学士与南方道教关系甚为密切。一时间，文儒与道流交往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直接、间接涉及道教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而虞集在这一文士与道教双向互动的潮流中，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中国文人一般不把宗教作为一种信仰，而只当作一种知识或学问来对待，元代文人也是如此。当然，如果这知识或学问本身富有魅力，能够使自命清高的知识群体心仪折服，它也就一定能对这一群体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而元代南方道教实际并不具备这个对士人产生深切影响的条件。南方道教的符篆印剑、斋醮祈禳本不适合士大夫阶层的口味，即使它在元代趋于显盛，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儒学化倾向后，在理论上也少有建树。南方道教真正吸引士大夫注意的是其政治上的尊崇地位和思

想上的儒学化倾向。一个理论思想贫乏的教派是不可能

真正对社会的知识阶层产生深刻的思想影响的。因而从历史上说，尽管元代中后期道流与士流的深相结纳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颇为后世所瞩目，但道教对文人学士的影响却多停留在浅表层次上，其思想并未深入士大夫的灵魂深处。道教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似乎不如有着精致的宗教哲学、高超的思辨艺术、玄妙的形上思维的佛教深远。

由于元代文人功利性的宗教态度与元代南方道教自身理论的贫乏两方面的原因，南方道教对虞集的影响亦呈表层化的特征。南方道教对虞集学术思想、文艺思想的影响微乎其微，对虞集最为直接的影响则表现在创作题材上。现存虞集的《道园学古录》和《道园遗稿》中保存了为数甚多的题赠道士之作、题记名山宫观圣物之作以及宫观碑记、道士道行记和斋醮青词等有关道教的作品。但这些作品中深切发挥道家义理、学术的并不多，除了一些习见的道家生活场景或典故外，它们与道园文集中其他题材的作品相比，无论在风格上还是艺术技巧上，似乎并无大的不同。另外，道教淡泊清静、全身远祸的教义也曾对虞集产生一定影响。这一因素与虞集在朝中屡遭权贵近臣的排挤、打击结合在一起，使其表现归隐、闲适之情的作品占有一定的分量。

虞集对南方道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虞集以大量的作品弘扬道教文化，保存了许多有关南方道教的珍贵史料。虞集所侨寓的江西又是蒙元中后期道教发展的中心，张留孙、吴全节、夏文泳等道教领袖、骨干人物与虞集有同乡之谊，关系密切，虞集常应他们延请而写诗作文，致使虞集作品中保存了大量与道教有关的文字。在这些作品中，虞集或赞美道教名山的胜水佳境，如《赋壶洲》、《游仙游山赋诗》等;或宣扬道教法术的神奇灵验，如《灵惠冲虚通妙真君王侍宸碑》、《处州路少微山紫虚观记》等;或颂扬道教人物的道行高深，如《孙真人墓志铭》、《黄中黄墓志铭》等;或表示自己对神仙境界的无限向往，如《玉隆留题》、《黄堂留题》等。

虞集的这类作品不仅起到了宣传、弘扬道教文化，扩大道教社会影响的作用，而且还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如《张宗师墓志铭》、《河图仙坛之碑》，分别详细记录了玄教领袖张留孙、吴全节一生的重大活动，为后人提供了研究张、吴二人行止及当时玄教发展状况的重要资料。《陈真人碑》是研究玄教著名文学道士陈日新必读的史料。元代南方道教最著名的文学道士张雨，在《道藏·茅山志》和《元史·释老传》中均不见其名，虞集《崇寿观碑》是现存最早较为详细记录张雨出处的史料。元代茅山宗的发展以苏浙为主要基地，但在江西亦有传播踪迹，虞集《相山重修保安观记》上清法师孙庆衍，受玺书，领相山的记载是这一论断的主要证据。关于符篆三宗之一的阁皂宗，现存资料极少。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十六有《苍玉轩新记》，记延祐二年（1315），玄教嗣师吴全节奉旨代祠东南名山时，曾至阁皂山万寿崇真宫，憩于其中之苍玉轩，见其年久失修，勉其徒葺之。由此可见，阁皂宗至元代已趋衰落，大概不久即合并于正一道。元代南方道教，还有神霄一派。虞集《灵惠冲虚通妙真君王侍宸碑》是现存研究这一道派由宋入元传衍情况最为重要的史料之一。而《道园学古录》卷五十的《黄中黄墓志铭》一文，则几乎是今人研究元代净明忠孝道第二代传人黄元吉的惟一史料。转贴于

虞集与全真、真大、太一等北方道派也有一定接触，因而其文集中也保存了不少这些道派的重要史料。如《道园学古录》卷四十六的《白云观记》和卷五十的《孙真人墓志铭》，分别为全真道掌教祁志诚和孙德而作，因而也就成为研究祁、孙二人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