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研究：从思辨到实证.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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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研究

从思辨到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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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舆论概念的历史演变

在中文传统中，舆论出自“舆人之论”，一般指老百姓的言论，或曰民意。尽管中国古代很早就有民本主义和重视民意的思想，但对舆论的理解和把握基本停留在等级制思想框架下的“治民术”的层次。直到戊戌变法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兴起了一股改良的舆论浪潮。梁启超曾明确提出，“立宪时代之舆论，常立于主动之地位”[1]，从而为中国引入了现代立宪民主思想框架下的舆论概念。

在西文传统中，舆论的概念也经历了被颠覆和再颠覆的过程。西文中“舆论”一词源于拉丁语中的opinio，是指“众人的、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的不确定的判断”，带有贬义。因为在色诺芬尼（Xenophanes）、巴门尼德（Parmenides）以及柏拉图（PLato)等古希腊哲学家们看来，所谓舆论，其实是一些变化无常的判断，介乎有知和无知之间，不能和知识相提并论。真理更是超出了大多数人的理解力。一个统治者如果不去致力于自身品质的提升，而去迎合民意，声称以民意为依归，就不是一个合格的领袖，而是蛊惑家（demagogue）。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宪政民主思想开始逐渐形成并广为传播。洛克（Locke）在《政府论》中提出：“人们判断行为的邪正时所常依据的那些法律，可以分为三种：一为神法（divinelaw）、二为民法（civillaw）、三为舆论法（thelawofopinionorreputation）。”[2]神法作为第一种法律关系，构成了政治权力的合法基础。民法作为第二种法律关系，可使统治者支配人民行动。而舆论作为第三种法律，则以历史积淀而成的民俗风尚为尺度，判断一切个人和国家行为的好坏及合法性。在此，洛克使舆论从语意上摆脱了最初的“不可靠的判断”这一略带贬义的含义，而承认公众舆论是一种合法标准，可以用来衡量法律和政府行为。但是洛克在这里所谓的舆论，主要是指历史积淀而成的民俗风尚，也包括道德传统，但并非今天一般所认为的普通民众的批评性意见表达。

洛克等人的思想，经由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人传到法国，使天赋权利思想在社会普及，也使法国成为18世纪政治思辨的中心。但是在当时，除了孟德斯鸠等人对英国自由主义和宪政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外，真正最有特色和影响的，却是卢梭的民主思想。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不仅突出了洛克所谓的舆论的社会控制功能，而且还进一步强调其立法功能。他提出，在一切法中最重要的一种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他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取代权威的力量。我说的就是风尚、习俗，而尤其是舆论”。[3]

卢梭所强调的舆论，有“公意”和“众意”之分。“众意与公意之间经常总是有很大的差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4]卢梭反复声称，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这不过是不言自明之理，因为公意代表社会幸福，它本身就是公理的标准。凡不正确的就说不上是公意。公意同时也构成了对社会团体的所有成员都具有效力的道德标准。“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5]公意是至高无上的，是主权的所在，而政府仅仅是公意的仆人，是执行公意的工具。“为了使社会公约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它就默契地包含着这样一种规定，——唯有这一规定才能使其他规定具有力量——即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6]卢梭的所谓“众意”，在今天可以说主要体现为以抽样统计为基础的民意调查，而他所谓的“公意”却成为一种至高无上、具有约束性但本身却不受约束的抽象理念，因此在英语中被翻译为“公众精神（publicspirit）[7]。

实际上，舆论概念的发展并不取决于思想家们的哲学思辨和逻辑推演，而取决于社会发展本身。根据哈贝马斯的研究，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远程贸易的发展催生了现代新闻传播业，在英、法、德等国也相继出现的以咖啡馆、沙龙和读书会为场所、以讨论和批评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公共领域，并逐渐转向政治公共领域。随着现代议会制的建立和出版审查制的取消，现代报刊成为形成公众舆论的主要手段。长期的斗争也使议会不仅要征询公众舆论，并且最终被逐渐改造成公众舆论的喉舌。到18世纪末期，对公众舆论有了不同于以往的理解，指的是“有判断能力的公众所从事的批判活动。”[8]随着代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