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疑的大学梦-对北京随迁子女教育愿望的人类学分析(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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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疑的“大学梦”-对北京随迁子女教育愿望的人类学分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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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愿望是教育主体对当下教育实践所指向的未来状态进行的主体性叙述与描绘。对随迁子女教育愿望的反思需将其置于具体社会文化格局中给以理解，并促进通过教育实现人生价值的终极意义。通过对北京一所随迁子女集中的小学及其社区进行近距离的观察发现，“上大学”作为随迁子女及其家庭共同的教育愿望成为田野数据浮现出来的醒目主题，但同时在此主题下，发现另外一番并不真正在意是否能够“上大学”的弦外之意。那里的“大学”与教育科层制中的“大学”，以及相关政策中的有关“大学”的精致话语体系有着不同的含义与倾向。面对随迁子女群体具有中国教育传统根基的“大学梦”，政策制定者在以统筹资源、促进公平为出发点出台相应政策的同时，将政策术语以有效的方式，传播和嵌入随迁子女“大学梦”的认知体系十分重要。

关键词：随迁子女，上大学，教育愿望

一、现实：随迁子女与教育愿望

有关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研究，可以被视为中国流动人口不断在城市集中、聚居的社会现象在教育研究中的投射。《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我国0～17周岁流动儿童规模为3581万人。其中0～14周岁的流动儿童规模为2291万人。与2005年相比，2010年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共增加267万人，增幅为23.69%。研究表明，6～11岁和12～14岁的流动儿童的在校比例分别为96.40%和96.20%。[1]这说明绝大多数流动儿童能够接受义务教育。同时，如此庞大的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无疑成为政府与社会需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一）随迁子女及其教育愿望的田野观察

人口学研究中，“流动儿童”是指生活在户籍所在地之外的儿童。在北京的教育实践中，更多地开始使用“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这一说法（简称“随迁子女”）。它一般暗含几层含义：父母作为进京务工人员，不具有优越的经济实力；其子女随迁进入城市，没有城市户籍；有比较明显的聚居区域；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问题凸显的学生群体。截至2011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达到2018万人，其中三分之一人口户籍不在北京。[2]全国妇联发布《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北京每10个儿童中，就有3个是流动儿童。[3]2011年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约43.37万人，70%以上在公办中小学就读，还有约10万随迁子女在民办学校就读。其中，5万余人在经过认定的合法民办校就读，4万余人在没有办学资格的自办校就读。[4]为解决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北京市各区通过扩充公立校学位，提升自办校办学水平，清理不具备办学基本条件的自办校，统筹安置学位，拓展办学形式等策略，多渠道、多部门合作回应这一现实社会问题。

流动不仅仅意味着空间的转移，它同时暗含着意义、表征、认知体系的转换。[5]针对随迁子女的教育研究中，教育公平和社会融合成为凸显的重要议题，[6]这些研究对随迁子女教育的宏观社会环境、身份认同、教育状况、政策影响等进行检视，而对于这一群体特定教育愿望的研究十分有限。实际上，教育愿望是一个对教育实践有着深层驱动的问题。按照教育人类学家武尔夫的观点：教育即模仿。他所说的“模仿”不是单纯的模拟、复制，而是在润色和发展中，将创造和形变统一起来，形成建构化的模仿。[7]教育愿望，作为设定在人们心中给以追寻和建构的目标，其喻义与镜像，无疑是教育活动意在模仿的状态。因此，它对于人们的日常教育实践有着不可取代的统摄作用。对随迁子女教育愿望的反思，需将其置于具体社会文化格局中给以理解，并促进对教育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终极意义的追问。

为进一步探究当下随迁子女及其家庭的教育愿望，本研究始于2011年10月，笔者带领中国人民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的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专业研究生、本科生，在北京市C区大福乡董家村利民学校开展田野工作。C区作为北京市人口最多的行政区，380万人口中，约2/3人口户籍不在北京，并相应涌现大量随迁子女。2010年底，C区义务教育阶段，约有87510名学生不具北京户籍。[8]至2012年3月，90%的学生就读于公立校和合法自办校。

本研究的田野工作现场利民学校，为政府批准的民办学校。从学校建制上，属于“民办公助”。所谓“民办”，指政策上允许该校按照北京市物价局核定标准收取学费。所谓“公助”，即所在区政府以地方财政经费投入该校校舍、水电、电脑等硬件设施，承担教师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险。该校2012—2013学年有一至六年级在校生741人，其中京籍学生2人；教师28人，职工1人，其中京籍教工3人。为使参与观察更为聚焦，我们分别深入五年级和六年级的两个教学班，以志愿者的方式，参与学校日常教学活动，进入学生家庭进行课业辅导，与部分家长一起劳动，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