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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一光早期军旅题材的英雄人物形象分析（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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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艳荷

邓一光早期的小说大部分描写的是军旅，军旅题材就如同他的文学根据地。其中主要是写男性英雄人物，如《遍地菽麦》;另一相反的人物形象是退役老兵，如《远离稼穑》《父亲是个兵》。这组人物形象具有二元对照的特征，作者通过特定年代背景下人物的言行、生活细节和人物内心的矛盾、挣扎塑造了丰富而深刻的人物形象。

一、热血与野性之英雄

邓一光塑造的形象中，最突出的是男性英雄，例如《遍地菽麦》中的启子与福子兄弟二人。这类英雄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首先是具有超人的胆量和机智。此类特征是邓一光的英雄们里不可或缺的一点，特别反映在主要英雄人物及其组织于战场生死存亡之际以一己之力扭转局面的结果，极具戏剧性，和中国传统的历史小说有共同之处，《三国演义》最为明显，如诸葛亮、关羽等人物形象。《遍地菽麦》一开场就是启子所在的赤卫队与独立团的战争，独立团的军火设备都是精良的，而赤卫队则不然，启子只能铳当炮使用，被对面独立团的人嗤笑，赤卫队长骂启子傻，启子却淡定诅咒，之后靠着过人的胆量和敏捷的身手避开敌人，用土铳炸了独立团，震慑了敌军。这里队长的紧张和启子的胸有成竹对比反差，表现出了启子拥有四两拨千斤的智慧与胆量，借用金庸的一句话来说明：“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这里以紧张的大场面、不同人物的对比、特立的言行突出英雄超人的胆量和机智的特质，塑造了崇高的英雄形象，表现出了浓厚的革命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

其次是阳刚、野性的外形描写。邓一光习惯将之放在人物外表的视觉上，选择在浴血奋战中表现，极具冲击性。前者的阳刚描写，如“赤卫队的炮手是启子，丈二的个头，扳倒牯牛的身板，不动时像是一座山……”[1];后者则是“有刀在手的启子，全然不似先前的样子，人是突然就长出半尺，转世金刚神似的，浑身的筋骨，拔节似的嘎巴嘎巴乱响，大吼一声……便有两颗围子里的头，轱辘辘滚落在地上，半天停不下来，那失了头的身子还立在那里迟疑着”[2]。传统冷兵器大刀搭配刚健的外形，以及白描和夸张手法的结合运用，凸显了人物被战场激发的原始的血性和野性。

最后是悲剧性和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小说中，启子因利益、政治立场、信念和兄弟福子不同，最后兄弟残杀，亲手枪杀了福子。小说中，启子亲情与大义的心理矛盾，主要表现在兄弟二人回家陪父亲过寿的和气与对儿时彼此关照的回忆，和最后枪杀悲惨一幕的强烈对比。这两幅画面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将悲剧性和英雄大义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样亲情与大义难舍的悲壮之中，鄧一光的笔锋却是干净、利落的，但又在细节和启子的心理上表现了启子对亲情与大义的艰难割舍及内心的挣扎。开头的一战中，弟弟启子身陷危境，哥哥福子来解救，但这并未如想象之中的友好场面，而是作者埋下的兄弟俩立场不对悲剧结局的伏笔。再到父亲过寿时二人异常的气氛下对儿时的互助，一致对外的回忆和眷恋，分别时的互相嘱托;再到最后一幕，两队发生冲突，福子被赤卫队捕获，启子代表赤卫队枪杀福子时，文中说道：“启子把枪举着，就那么永远地瞄准下去，似乎启子是迷恋这种瞄准似的。”[3]正如邓一光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我的故事会泅渡过历史的海洋，以新鲜的艺术形象和真实的细节佐证寻找到典型的人物……”[4]这些小细节增加了人物的悲剧性和真实性，表现了启子“大义灭亲”的崇高精神。也由此可见，中国的崇高精神是表现为一种为“整体意识”[5]牺牲个体自我的牺牲精神，但使得人物在精神层面上更具有崇高性。

启子和福子的悲剧，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6]的三个悲剧理论来看，属于第二种：盲目的命运者。福子和启子虽然存在立场不同的重要矛盾，但两人有意识地想要避开，但无奈地被群体、命运导致。而悲剧的直接原因是席勒所言的：“这种要绝对地摆脱一切强制暴力的要求，看来得以这样一种生命体为前提，它有足够的势力可以把任何其他的势力从自身中排除出去。如果人在这个生命体在各种力组成的王国中并不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那就会由此产生冲动与能力之间的不幸矛盾。”[7]

整体来看，这类作品延续和重新书写了“精忠卫国”和“孝义难两全”的母题，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但这里的“忠”和“义”，并非传统的封建只为“皇帝”一人的含义层面，而是为群体、整体和下层人民的“自由”的层面，具有中国现代性的爱国精神特征。也因此，邓一光塑造了具有刚健、野性、机智、勇猛的形象和崇高的精神的英雄——启子。

二、落寞与孤独之英雄

同题材中，令人关注的还有退役老兵。这类军人身份十分特殊，他们并非是和平年代下正常的退役军人。正常下的军人退役，情感上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么惨烈而持久的战争，总体来说比较平和。抗战、解放时期的退役老兵不同，他们身处于具有极大断隔和矛盾的时空中，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限。前半期，他们年轻、热血、家国大义，是战争年代令人讴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