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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法律

中国古代的法律，自成独立的体系。中国法律的起源，可以上溯至夏商时代。中国法律

的编纂，一般以魏文侯相李悝造《法经》为起始，但其原文已佚。1975年，在湖北云梦秦

墓出土六百多支竹简，上面写有与秦律相关的文字，包括一些律文，这是迄今可见的中国最

早的法律条文。然而秦法苛严，不为后世所取效。汉代萧何设定《九章》，后逐代增损因革，

至《唐律》而集其大成。《唐律》成为中华法典的范式，后周赵宋以后，大体沿用，影响深

远。

元代的法律，前承唐以来中国封建法典的基本精神，同时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今就元

代法律的编纂、《大元通制》的体系、《大元通制》的主要特征和元代的司法结构等四个方面，

作一概述。

第一节元代法律的编纂

元代法律的编纂有一个发展过程。

成吉思汗在1206年建立大蒙古国后曾经颁行“大札撒”，使自己的一些谕旨变成法律。

但是，从蒙古游牧社会上产生的“札撒”，不适用于后来蒙古贵族逐渐征服的汉族农业社会，

蒙古统治者遂在治理汉地时陆续颁行一些新的法令，并往往在实际上借助于金《泰和律》。

窝阔台灭金后，在中国北部的广大地区沿用金朝的《泰和律》，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忽必烈

即位初期。

忽必烈即位不久，大臣姚枢、史天泽、刘肃、耶律铸等陆续议定了一些适合当时实际情

况的新的条格。至元元年（1264）八月，忽必烈颁行新立条格，对于一些重大的国家事务作

了规定，如“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给俸禄，颁公田，计日月以考殿最”；“均赋役”，

“勿擅科差役”；“招流移”，“劝农桑”，“平物价”，“凡军马不得停泊村坊”；“词讼不得隔越

陈诉”，“具盗贼、囚徒起数，月申省部”（《元史·世祖纪二》）。但这个条格的详细内容已不

得而知。至元八年（1271）二月，忽必烈颁布了当时尚书省奏定的条画。同年11月，他在

宣布建国号为大元的同时，禁行金《泰和律》。他这样做显然是在宣布元朝建立后不愿沿用

亡金的法律，同时也是为了不使汉人用《泰和律》处事徇私。

过了二十年，忽必烈又命何荣祖编定《至元新格》，并予以颁行。《元史》记载，至元二

十八年（1291）五月丁巳，何荣祖以公规、治民、御盗、理财等十事辑为一书，名曰《至元

新格》。忽必烈命刻版颁行，使百司遵守。《至元新格》全文已佚，但我们还可从存世的《通

制条格》和《元典章》见到它的九十六条内容。元人徐元瑞所撰《吏学指南》在解释“格”

的时候曾列出十章：公规、选格、治民、理财、赋役、课程、仓库、造作、防盗、察狱。把

尚存的《至元新格》九十六条与这十章名称对照分析以后，可以看出这十章正是《至元新格》

的十事。再把这十事十章与至元元年的条格内容相比较，可见《至元新格》乃是至元条格的

继承和发展。

忽必烈命何荣祖编定新格时，要他“简除苛繁，始定新律”。尽管如此，从《至元新格》

的实际内容看，它仅仅是格，基本上没有《唐律》那样的条文。所谓“议事以制，不专刑书”

①。从中国法律编纂史的角度看，这表明元朝在这

①苏天爵：《至元新格序》，《滋溪文稿》卷六。

个时候还没有完成法典的制订。

《至元新格》确实具有“简”的特点，它是忽必烈在平定南方、统一南北后要求在治理

方面弃繁就简的产物。但它的条文过简，在许多情况下犹如无法一般；而且条格的十事分类，

本来也不能包括律的内容。官吏们“无法可检”，“无法可守”，遇到案件，只好从“旧例”

（即金《泰和律》）中去寻找依据。可是事过境迁，“旧例”毕竟已不足为准绳。这就造成了

治理的严重紊乱。所以在《至元新格》颁布后不久，就不断有人建议再修一部较为完整的法

典，以便“上有道揆，下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