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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模式

模式一：政经分离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后，需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只有

跟乡村自治组织分开，集体经济才能得到更充分发展；与此相对应，

基层自治组织只有将经济职能剥离以后，才能更专业化、精细化，

给村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广东佛山南海区、浙江温州等地的政经分离是一个非常有意义

的基层治理实践。通过经济组织与自治组织分离，两者分别履行各

自的职能，理顺了组织之间的职责关系。这种模式对于发达地区破

解外来新增人口带来的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收益分配的矛盾，也是

一种有益的探索。

模式二：监委会

支委会统领、村代会定事、村委会办事、监委会监事，山东济

南市章丘区“四会管村”做到了领导权、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

“四权”的合理分配和有效结合，实现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

主管理、民主监督“四民主”的责任落实和有机统一。

目前，全国许多村庄都建立了村务监督组织，浙江、山东、安

徽、福建、河南、四川、宁夏等省份还下发了专门规范性文件。村

务监督委员会这一村级民主自治新模式有效破解了村务监督难和制

度落实难两大难题，从制度层面构建责权明晰、分权制衡的乡村现

代治理机制，让群众明白，还干部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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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三：议事会

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样板”城市，成都市成立村民议事会探

索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积极性和主动

性。撬动群众参与治理的热情，普通党员带头尤为重要。未来，议

事会应“盘活”基层党建资源。

模式四：理事会

广西河池、湖北大冶探索村民自治重心下移，全面覆盖，在行

政村以下的各村屯、各村庄、各村民小组等设立理事会，搭建起更

为细密的组织架构和更精准的工作模式。它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让

群众自觉参与村庄事务管理，有效避免村民自治空转；同时，以党

员为引领，实现党组织对群众的组织和动员。

理事会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是村两委功能的细化和

落地，对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解决乡村振兴问题和社会治理创新

具有普遍示范意义。

模式五：三治合一

湖北恩施地区的农村是比较典型的处于转型期的农业性村庄，

正处于乡土规则、国家法律等多元规则并存的时期。三治融合的恩

施治理思路适应了当前农村社会的复杂性和过渡性特征。自治、法

治和德治的实质是三种治理资源，在当前农村社会中，这三种资源

各具比较优势，都有发挥作用的空间。恩施因事制宜融会运用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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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资源，其经验值得借鉴，也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健全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高度契合。

目前偏远农村地区许多事务的治理方式是非现代的、非正式的，

传统习俗和惯例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海南等地的乡村法律顾问服务

则将正式的法治规则嵌入到非正式的农村习俗中，推动基本法律服

务均等化，实现基层尤其是偏远农村地区治理的法治化和有效性。

模式六：新家风家训

中国自古有重视家风家训的传统，例如颜氏家训、曾国藩家书

都有诸多值得吸收借鉴的内容，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作为社会的

细胞，家庭拥有好家风对于构建整个社会的公序良俗有重要意义。

陕西渭南以家规家训为切入点，宣传、引导和弘扬好家风，塑造了

良好的乡村软环境，重塑新乡风文明。

目前，在浙江、福建、江苏、山东等地都有通过家规家训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