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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与传播学相融合的教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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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星星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与传播学融合是一种探索性教学模式，它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以中国古代文学典籍为载体，建构中国古代传播学思想;另一方面，参照西方传播学研究成果，将研究视域回转到承载中华民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生活方式的中国古典文学典籍上，挖掘中国区别于西方的传播学思想，打破传播学西方一统论的观点，展现一个区别于西方传播学理论的中国传播学特色。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融合传播学的思想与观念，让学生打破中国古代文学与新闻传播学的专业壁垒，以融通的眼光发现中国古代文学所蕴含的传播学思想。

关键词：教学探索;中国古代文学;传播学;融合

中图分类号：G20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21）04-0115-05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1.04.017

中国古代文学蕴含着丰富的传播学思想，中国古代文学与传播学相融合是有意义的教学实践。本文从情景传播、引证传播与价值传播三个方面探究中国古代文学与传播学相融合的教学思路。

一、情景传播：以意逆志的阐释方法

孟子最先提出“以意逆志”的阐释方法。《孟子》云：“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1]306孟子指出，理解诗篇不能只按照诗篇原文来解释，应该根据说话主体所处的历史处境进行分析。例如《大雅·云汉》诗句“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是周王对百姓在灾难中丧失生命的痛诉，而非是周王朝没有百姓之意。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以意逆志”的读《诗》方法。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这是接受者运用“以意逆志”的方法来考量与诠释言语所生发的语境，并在此基础上正确理解传播主体的原意，这是中国古代传播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盛行于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也是运用“以意逆志”来进行信息传播的重要方法与文化实践。《论语·季氏》篇所载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2]203。《诗经》以伸缩包容的语言特质成为诸侯卿大夫交往的特殊语言媒介，是春秋战国时期特殊的外交辞令。例如《左传·襄公二十六》载：

卫侯如晋，晋人执而囚之于士弱氏。……叔向告赵文子，文子以告晋侯。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国子赋《辔之柔矣》，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3]1116-1117

三国君臣以赋诗言志的方式处理卫国与晋国的争端。齐国子赋《辔之柔矣》诗云：“马之刚矣，辔之柔矣。马亦不刚，辔亦不柔，志气彪彪。”齐国是大国，齐国子赋《辔之柔矣》旨在劝告晋国处理与卫国的矛盾，应该以柔克刚，而非以刚克刚，以暴制暴，失掉晋国作为大国的风范。郑国是小国，郑子展赋《郑风·将仲子》。子展以《将仲子》诗首章之“仲可怀也”表达了郑国对于晋国的忠心，但又以诗篇末章之“人之多言，亦可畏也”，以国际舆论不利于晋侯劝说晋侯释放卫侯。晋、齐、郑三国君臣在赋诗之雍容典雅之中解决了一场极为棘手的国际问题，达到了晋侯许归卫侯的完满结局，此与朱熹《诗集传》将《郑风》解释为“淫奔之诗”[4]56不同。

春秋时代的赋诗活动，将《诗经》置于特殊的礼仪、政治与外交场合之中，“宴享中的赋诗则是参加者自己根据情境而自选诗经的诗句来表达意愿”[5]224。赋诗的参与者根据赋诗的言语场景与以意逆志的方法获得信息。赋诗者在赋诗言志的活动中关注的不是诗人之“辞”，而是赋诗者之“志”。赋诗者“更感兴趣的是彼此的‘心意，并在了解对方‘心意的前提下來安排、设计自己的活动”[6]16。

从《左传》所记载的赋诗言志活动看出，“以意逆志”是对赋诗者心志探求的主要方法。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呈现以《左传》《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典籍在信息传播上存在关注传播主体的言语情景，并在此情景中深入讲解“以意逆志”的阐释方法事例。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强调“以意逆志”呈现在诠释学上与西方的本体论诠释学存在本质的差异：“以意逆志”的传播法偏重于心理学，重视“志”，而非“辞”，是“心”的交流与融合，而非“言”;而本体论诠释学偏重于语言[6]99。

二、引证传播

中国古代文学典籍中存在大量引用谚语、格言与《诗经》《尚书》等经典文献的引证现象。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除了指出这些文献引证是对经验与权威的重视外，同时还应从传播学角度指出经典文献引证具有促成传播效果生成的功能。例如《孟子·梁惠王下》云：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餱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场，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