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空交织下探索明清时代的制度与社会.docx

?

?

在时空交织下探索明清时代的制度与社会

?

?

吴滔徐伟庆

采访时间：2021年3月

采访地点：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中国社会经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徐伟庆

问：吴老师您好！感谢您于百忙之中接受此次采访。首先想请您分享下早年的求学经历，谈谈您为何选择历史研究这条道路？

答：我走上历史研究的道路应当说是在各种因素交织影响下的结果。我从小辗转生活在西安、南京等文化古城，在这些古城浓郁的历史氛围熏陶下，我对历史萌生了初步的兴趣，也因此翻阅了许多历史小说、古典名著乃至我姐姐使用过的历史教科书。在中学阶段，受益于这种阅读喜好，我在历史科目上的学习得心应手，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我填报大学志愿时的指挥棒，于是1987年我考入苏州铁道师范学院的历史学专业。

在进入大学以后，我遇到了许多优秀的老师。苏州铁道师范学院的世界史专业，尤其是在苏联东欧史方向素有一定的积淀，比如曾为我们授课的姚海老师在苏联东欧史学界可谓声名显赫;芮传明老师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中亚史博士，师从复旦大学历史系章巽教授，给我们讲授世界中古史。在中国史方面，我也有幸得到许多优秀学者的教导。例如，费国庆老师关于辽代经济史的研究、黄佩瑾老师对明代城市经济和国内市场的讨论等，都令我印象深刻，在此实在难以列举。另一方面，当时同学中也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我们时常共同讨论学术问题，有时甚至会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这種学习上的交流与思想上的碰撞让大家都受益匪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余新忠教授、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的王敏教授等，当时的同班同学现已在历史学界做出诸多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多年来我们一直是相互砥砺的学术知音，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从个人层面来说，我在上大学后始终保持着阅读的习惯。大一时，我们的教室在四楼，图书馆在一二层楼，我在下课后甚至课间休息时常常钻进图书馆广泛地翻阅各类书籍，除了历史学专业以外，我也热衷于阅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经典著作。当时对书中的许多内容未必能深入理解，我就采取不断抄书的方式加深自己的印象。时至今日，许多具体的知识也许已经慢慢被我淡忘，但这种人文社会科学通识的培养与熏陶对我的学术历程一直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广泛接触各个学科时，其实我也曾产生过转向哲学或其他方向的想法，但在本专业良师的引领与益友的砥砺下，我还是继续选择走在历史学的道路上。

除了上面谈到的这些之外，我的家庭也对我的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我的父母都是理工科的大学教授，虽然专业不同，但科研精神是相通的。耳濡目染下，我认识到要做好一件事情，光有兴趣还不够，更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他们身体力行地告诉了我：一辈子坚持自己的兴趣爱好是最快乐的事情。

问：您在本科毕业后进入了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该机构有着深厚的农史研究积淀，能否与我们分享这一机构对您的影响？

答：在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以下简称“农遗室”）的近10年光阴是我真正开始进行历史学研究的学术起点。南京农业大学农遗室成立于1955年，前身是万国鼎先生在金陵大学创建的农业史资料机构。万国鼎先生在金陵大学时期就十分重视中国农史文献资料的整理，在南京农业大学农遗室成立后更是不遗余力地选派研究人员分赴全国各地搜求各类农史资料，集众人之力抄录出近1700册的《农史资料》《地方志农史资料》《农业史剪报资料》汇编，被国内外学界誉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中国农史资料大型孤本;编辑出版《中国农学遗产选集》（上编）等泽被后世的农史资料集，因此在农史学界享有“万积山”的美称。

在万国鼎先生开创的这种学术传统下，南京农业大学农遗室几代学人取得的成果均引人瞩目。我在1991年进入南京农业大学农遗室时，依然感受到这一学术底蕴深远持久的影响。譬如，万国鼎先生辑释的《氾胜之书辑释》（中华书局，1957年）和校注的《陈旉农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年）、陈恒力先生校释的《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83年）、缪启愉先生校释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65年）和《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李长年先生校注的《农桑经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年）等，均是古籍整理与研究的经典著作。

这种从文献出发的研究路径也直接影响了我选择从事江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我在进入南京农业大学农遗室以后，也沉浸于书本的世界中。有一次，我在图书馆发现了此前南京农业大学农遗室集体编修《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时搜集的数十册太湖地区相关史料，这些丰富的资料汇编成为我了解和思考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条线索。1993—1996年，我在南京农业大学农遗室读硕士研究生，指导老师是叶依能先生。在我读硕士研究生之前，叶先生就曾委派我撰写一篇关于明清农业自然灾害的研究综述，这是我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