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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农村居民收入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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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39/jcnkizgsc201720056

1引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城乡居民间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秩序平衡的重大障碍之一，据2016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通过新的统计口径，我国的基尼系数虽连续三年下降，但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根据联合国的规定，基尼系数在04～05表明收入差距较大，我国2003―2016年的基尼系数分布在046～049说明收入分配的不平均程度已经达到了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较为严重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不仅影响整体经济增长，而且有悖于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2016年我国城乡收入倍差272，同比缩小001，城乡收入倍差仍较大，历年来国家对“三农”问题一直高度关注，连续多年出台过一号文件支持农业、农村以及农民的发展。事实上，收入差距问题只不过是收入分配问题的一个静态度量，如果收入差距大，但社会收入结构在动态上具有较强的变动性，即收入分配格局富有弹性，那么较大的收入差距就会在长期中得到缓解，因此政府应该在控制收入差距的同时，也要提高居民收入的流动性，本文通过获取的福建省漳州农村居民收入数据，对漳州农村居民收入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2数据来源及实证分析

21数据来源

笔者利用统计局收集的2011年和2012年的福建省漳州市各县农户调查数据，考察2011―2012年福建省漳州市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的影响因素。

22实证分析

影响收入流动性的背后因素是什么呢？哪些因素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呢？这些问题对笔者来说更有意义，也更有挑战性。根据收入分配理论和调查数据的内容，选择初始收入等级、抚养比、受教育水平、户主户籍性质和年龄作为影响因素，最终设定的模型形式如下。[1]

各变量的定义以及说明如表1所示。

Mobility是一个分类变量，当年收入等级较上年收入等级上升时为1，当年收入等级不变时为0，当年收入等级较上年收入等级下降时为-1[2]，年龄是指家庭有工作的个人的实际年龄，劳动人口负担比为家庭常住人口与家庭就业人口之比。在选择参考变量来考察户籍性质的影响时，笔者采用了非农业户以及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程度作为参考变量。选择这些基准类别做参照组的原因是如果参照组水平频数过少，将导致其他与之对比的水平参数估计的标准误差增大，进而导致可信区间扩大，精确度降低，而笔者这些组别样本较多，具有显著的对比性。

笔者通过Stata软件估计了样本家庭在2011年与2012年漳州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多元logistic回归方程，[3]相关结果见表2。

家庭收入流动性在mobility=1时，ri，t-1的估计系数为负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家庭收入向上流动时与其初始的收入等级有关。ri，t-1系数值为-04762，说明上一时期的收入水平所处收入等级增加一个单位，即上升一个收入组时，当期收入向上流动与不流动之比值相对于上一期收入向上流动与不流动比值的倍数为exp（-04762）=0621倍，即上一期的收入水平等级越高则当期收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就越小；在mobility=-1时，系数为正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上一期的收入等级越高则本期收入向下流动（相对于保持收入等级不变）的可能性就越大，分析结果意味着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差距是条件收敛的。

家庭收入流动性在mobility=1时，f的估计系数为负值，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家庭收入向上流动时与劳动人口负担比负相关。f的系数为-06087，说明劳动人口负担比增加一个单位，当期收入向上流动与不流动之比值相对于上一期收入向上流动与不流动比值的倍数为exp（-06087）=05441倍，即劳动人口负担比越高则当期收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就越小；在mobility=-1时，系数为正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劳动人口负担比越高则本期收入向下流动（相对于保持收入等级不变）的可能性就越大。

受教育程度对收入流动性向上或者向下流动的影响都不显著，本次样本741个，其中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有558个，占比7530%，受教育程度集中度高，导致影响的显著性下降。

户籍性质对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相比基准组的非农业户来说都不显著，这表明漳州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不受户籍性质的影响。

最后考察年龄对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在mobility=1时，age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显著的，age的系数为-06218，说明家庭从业人员的平均年龄每增加一个单位，当期收入向上流动与不流动之比值相对于上一期收入向上流动与不流动比值的倍数为exp（-06218）=05370倍，说明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