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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民族艺术与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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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民族艺术与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艺术博大精深，灿烂辉煌，包括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等诸多门类，都是反映现实生活，又比现实生活更有典型意义的意识形态。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

艺术创作的意义在于熏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素质、振奋人的精神。

艺术本身是一种精神产品，艺术与精神，这两者的依从关系，就是人们从艺术的表现中体现出来的，或者说激发出来的一种精神活力。人们通过艺术的观赏，以达到心情舒畅、欢愉，意境高远，得到精神上的享受和满足，同时受到感染，受到教育，从而增强了人的意志，增强了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

中华民族的艺术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其渊源可追溯至远古，拿音乐艺术来说，我们在一些古籍的记载中，即可以看到我国原始社会时期已经创造了许多反映人们狩猎生活和与大自然斗争的乐舞。虽然这些乐舞艺术十分简单质朴，但已表达出一定的思想内容；另从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只有一个吹孔的“陶哨”和山西泉荆村出土的有一两个发音孔的“陶埙”来看，即可见我国在远古的新石器时代，其音乐活动就已经相当普遍。

古代，原始舞蹈在劳动过程中产生，我们从《吕氏春秋·古乐篇》中关于“昔葛天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入阕”的记载，以及《吴越春秋》中关于一首相传为原始社会部落时期流传的《弹歌》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歌舞艺术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和人民生活劳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说艺术源于劳动。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治、文化中心的迁移和扩散，南方的民歌开始流传到北方，这时特别受到关注的是湖北一带的西曲和江苏一带的吴歌，内容表现为男女之间的感情。所不同的是，西曲多反映水边船上的离别之情，而吴歌多表现为家庭儿女的意趣。这时，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南、北方音乐所表现出的风格各异的地方特点，即南方民歌柔婉清秀，多表现为儿女情长的内容，北方民族则通武刚健，慷慨激昂。当然，民歌所具有的特点全都可以用民间舞蹈来表现。

唐代是歌舞创作和流传的繁盛时期，民歌开始广泛流传和应用。唐代著名的乐曲《霓裳羽衣曲》由唐玄宗创作，杨贵妃表演舞蹈，白居易曾写道：“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

封建社会后期，随着舞蹈的衰落，女乐队伍也发生变化。唐代末年，在社会战乱动荡中，大批宫廷艺术流落到民间，随着戏曲艺术对舞蹈的取而代之，依附统治阶级和贵族阶层而生存的女乐队伍也逐渐衰落下来。宋代贵族阶级文人雅士蓄养歌舞艺伎的风气仍然存在，仍有一些能歌善舞的官伎和家伎，活动在统治阶级上层社会。

我国民族舞蹈远比西洋民族舞蹈丰富得多，因而存在更加多样化组合的可能性，大、中、小型的不同模式有着各自独特的表现力，都有独立的存在价值和提倡的必要。创作形式的多样化和选择若干定型模式并不相排斥，所以在提倡作曲家们多样化创作实践的同时，又主张应该有若干规范化的定型模式，它们必然会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中并存，相互促进，相互推动，从而创造出既体现不拘一格的多样化，又具有一定模式规范化的民族舞蹈创作氛围，孕育出更多的优秀民族舞蹈作品，并且可以广泛推广、普及。

如果说少数民族艺术有魅力，能引起人的关注，能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发挥作用，关键就在于它充满人性光辉的文化内涵，在于少数民族同胞在生活中形成的民族精神的积淀和真实的生活风貌以及他们对大自然的独特理解和表现的生命存在方式。这就是民族艺术的魅力所在。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的建设，首先要求我们自身必须具备超乎自身文化之外的眼光，再把存活于少数民族审美活动中的积极因素提炼和升华，从跨文化的角度找到本质的内容，使之与现代的社会发展趋势相整合，符合蕴含美的规律的文化创造原则，使少数民族的审美观在当代获得学术价值与社会效益的双重表达。

从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三个需要层次来看，少数民族传统和民族舞蹈都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享受和发展需要的实践。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参与舞蹈活动既有健身性的目的又有审美的目

的，既为了满足身体本身的需要，也为了满足心理和情感的需要，对舞蹈活动的多目标追求将逐渐成为人们参与舞蹈活动的重要动因。因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舞蹈这种“舞中有体，体中有舞”的融合形式，将成为一种趋势，将共同构成人们闲暇生活的重要内容。

中国的戏曲是在民间说唱和舞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俳优，他们以乐舞谐戏为业，取悦统治者。汉代民间广泛流行一种将说唱与舞蹈动作结合在一起的“百戏”，到唐代开始发展为融歌唱、舞蹈、道白和表情动作为一体的“参军戏”。北宋年间，出现词人用一种词牌填写多首歌词，连续描述一个故事的“诸宫调”；同时在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