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回应的中介-论玄学、佛学思维方式对《文心雕龙》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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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回应的中介

论玄学、佛学思维方式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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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心雕龙》思想的复杂性早有共识,但儒学、佛学和玄学究竟哪种学说在其中占主导地位一直难有定论。通过对《文心雕龙》中概念、结构、论证方法和体现出的文学观的分析,并辅之以思想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刘勰虽继承了大量的儒家思想,但影响《文心雕龙》的主要思维方式主要来源于魏晋时期盛行学界的玄学和佛学。而善于化外来思潮的冲击为自身改造的有利因素,正是儒学历千年而不衰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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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心雕龙》/思维方式/儒学/玄学/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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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评点感悟为主要方式的中国古代文评传统中,《文心雕龙》的“体大虑周”、“科条分明”无疑引人注目。对其文学思想的复杂性,学界早有共识。王元化在指出“刘勰撰《文心雕龙》,基本上是站在儒学古文派的立场上”[1](P58)的同时,也注重说明“他对于作为当代时代思潮的释、道、玄诸家,也有融合吸收的一面。”[2]周振甫更明确指出:“刘勰的《文心雕龙》所以立论绵密,同他运用佛学的因明是分不开的。”[3]但儒、道、佛三种思想中究竟哪种占主导地位,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难有定论。

曾有论者指出,虽然“无论是中国的先秦,还是西方的古希腊,都已经建立了形式逻辑的科学,提出了朴素的辩证逻辑原理,”但在中国,“得到了长期发展”的却仅仅是朴素的辩证逻辑。[4]事实上,在龙学研究的这种争论中,贯穿的依然是朴素的对立统一原理,对于吸收了魏晋玄学和外来佛学影响已远臻复杂的《文心雕龙》而言,未免大而无当,使人有隔靴搔痒之憾。若仔细辨别,不难发现,在各论者含糊言之的“文学思想”中,实际上既包括文学观念,也包括思维方式,两者显然不能等同或互相替代。文学观念确实离不开思维方式,但二者又并非全然统一。如果说文学观念依门派不同而有明显区别,思维方式则在某种程度是可以为不同文学观念的人们所共享,因而在“文学思想”中,它可能是一个更接近本源的存在。因此,本文提出“思维方式”这一概念,并循此思路阐明刘勰《文心雕龙》主要文学观念虽确属儒家,但其思维方式却深受佛家、玄学影响,正是为了真正切近这一问题的本义并予廓清。同时,通过这种努力,我们也会发现,“区分本末、执一统众”这种形式逻辑高级阶段的产物,不仅对于一千多年前的刘勰,更对我们今天的龙学研究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

一思想史层面:刘勰接受佛学、玄学思维方式影响的历史可能性

刘勰生活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状况异常复杂的一个时期。儒家文化在两汉成为“经学”并得到高度发展,但到了魏晋南北朝,却由于动荡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而渐趋衰微。《南史·儒林传》称:“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与此同时,由刑名之学发展而来的玄学成为时代主潮,自汉输入的佛学亦日益呈现与本土文化平分秋色之势,三种思想混杂融合,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面貌。

佛学、玄学与儒学的区别,首先表现在世界观和认识论方面。儒学虽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但“天”在他们眼里只是人类道德心的宇宙化,因而是一种重视今生、关心社会、缺乏形而上维度的学说。在思维方式上,它讲究体用如一,着眼于事物的系统性、普遍联系,强调其间的能动转化和循环发展,虽有朴素的辩证法影子,却表现出很强的经验逻辑色彩。[5]而玄学由《周易》、《太玄》的“天道观”和三国时的“刑名学”发展而来,是运用道家思想对儒学进行的改造,认为宇宙运行的“天道”而非人类社会所依循的“人道”主宰一切,因而,“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6(P214)]重内心之体认,轻向外之追求;佛学更认为本体为空,强调由观假相而观实相,偏重于对世界的抽象的哲理的思辨,注重“破”更甚于“立”,“颇近似思辨哲学的本体论”。[1](P47)对本体“空”、“无”的认识为它们增添了形而上范畴,因而在思维方式上,它们往往通过区分成对的抽象范畴来进行思辨性的探讨,具有很强的抽象性、逻辑性和思辨性;这种“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的思维更接近形式逻辑。

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冲突融合日渐呈现为三教混杂的趋势,任何一种学说都不再纯粹。在龙学的研究中,人们常常根据刘勰在《文心雕龙》一再梦见孔子、言必“征圣”来证明他对儒家思想坚定不移的信仰和继承。其实,佛学传入之初往往借儒学、道教“格义”,不仅祭祀中黄老、浮屠并立,南朝人甚至把孔子称为“儒童菩萨”;[7]另一方面,玄学虽也尊奉孔子,但他们心目中的圣人形象,早已是“自然”为体,“名教”为用,“无为而无不为”,带有极强的道家色彩。因此,对于依佑佛寺十余年、熟谙佛法和玄学的刘勰来说,孔子和儒学的面貌恐怕已与汉儒眼中的形象相去甚远。

思维方式的变化改变了学术环境,也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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