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播行业变化与特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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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广播行业变化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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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管理重心提升横向合作渐趋活跃

2012年，广播业的决策和管理体系朝着一纵一横两个方向变动。纵向主要有三个路径：一是资产管理控制权向上集中。剥离文化央企经营性资产，归入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中央文资办”）管理，实现产业监管和事业监管分离。[1]截至2012年5月，109家经营性中央文化产业机构，包括由央广、国际广播、央视出资组建的中广传播已纳入其中。[2]未来广电经营性产业进入“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结合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将成必然。[3]

二是渠道管理控制权向上集中。目前，地市级有线电视基本完成“一省一网”的合并，2012年以来的省网整合主要在县级网层面攻坚。从省网的资产重组和“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国有或国有控股大型文化企业”要求考虑[4]，省内地市单立电台电视台进入两台合并的最后加速阶段。2012年，我国多地先后完成了电台和电视台的两台合并，地方上单立电台的数量继续减少。

三是机构及宣传层面的监管整合集中。2012年初，各地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完毕，各地文广新局也基本完成合并，新闻出版等五大文化领域行政处罚权由文化市场执法局集中行使，文广新局专事审批。这样，产业、组织、监管层面上整合集中，首先在省级、副省级层面得到落实，待条件完备，再和将来可能的“超级文化局”挂钩，与中央正在斟酌的国家“大部委制”改革联动，其走向呈现权力掌控中心进一步上移的趋势。

广播电视业的横向调整是借助播控平台对产业链进行业内整合。从媒体报道来看，业内横向调整呈现出三类新变化。

第一类变化是跨行政层级的广电台整合合作。2012年辽宁省和沈阳市打破四级办台界限，合并成立辽沈广播电视台。之后，青岛广播电视台与山东其他六城市共同出资成立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历史上，“四级办”广电台的规定曾带来不少成果。不过，这一体制的缺陷之一是，行政地域式的行业垄断造成了各地广播台电视台重复建设，整个行业缺少优胜劣汰的机制和竞争活力。辽沈两台和山东六城市台的整合是一种变通和尝试。不过，此次辽沈台整合还靠行政力的推动，具有向下兼合的色彩，它的效果尚需耐心观察和时间检验。山东六城市台的区域联盟，或可为本地小台抱团提供思路。

第二类变动是广播机构与非广播媒体机构合作。如对台广播“海峡之声”与《海峡都市报》合作[5]；四川文广FM90和四川日报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央广与全国16家报业集团签署长期合作协议。黑龙江省移动公司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多家广播电台签署网络广播合作协议，使该省的移动客户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收听全国40多个频率进行直播、回播和点播。[6]网易与央广旗下公司“央广之声”合作，推出婴幼儿有声读物移动应用。[7]这些战略合作均属于传统业务延伸或资源增值服务，它对于广播电台核心业务的影响和推动究竟有多大，未来是否成为方向，还需继续观察。

第三类变化是广播电台加强横向跨界辐射。事业机构属性的广电媒体单位以许可方式进入以牌照电商为主导的网络相关内容或服务等市场，或许是实现打造“国有或国有控股大型文化企业”目标的一种途径。2012年，央广与不同公司合作，建立了专攻互联网电视、电视购物、手机视频等多方向业务的公司。

二强化公共服务加温对农广播

在中国，对广大农村地区的广播是公共传播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电视的普及，广播听众锐减。现在，加大调频广播的覆盖需要更大投入。为减少广播电视覆盖盲点，国家“十二五”规划进一步变“村村通”为“户户通”“优质通”“长期通”[8]。年内，中央政府批准拿出专项资金15亿元，计划每年以5000万户为新增覆盖底线，争取到2015年实现全国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达到99%。[9]

201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推出第一套全国性对农广播频率——“乡村之声”。“乡村之声”根据农村受众的特点，开辟了多个与农村生活相关的栏目，组建了大型顾问团，并与多个涉农部门、机构签署了公益性“广播惠农”战略合作协议。该频率采用中波、农村广播喇叭、互联网、移动终端客户端，以及直播卫星等多种渠道覆盖全国。

同年，中央电台和国家交通运输部合作，首开全国交通广播——中国高速公路交通广播，目前已覆盖京津塘高速路段，将来可实现全国高速公路和沿途城市的无缝覆盖。此广播服务是国家应急广播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节目日常播出为移动人群提供实时路况等信息服务。当发生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将发挥紧急广播和数据推送功能，可以实现基于位置的智能差异化交通信息服务。为了不影响现有的国内调频广播分布格局，中国高速公路交通广播采用50瓦小功率同步调频广播技术，投入成本较大。半年来，其运转细节的完善仍在探索和协调中。高速公路交通广播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