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制造业环节偏好的研究综述1.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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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制造业环节偏好的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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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业作为货物生产或其他服务的投入而发挥着中间功能，贯穿于制造业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所有产业链环节之中，生产性服务业的出现不仅提高了制造业生产过程不同阶段产出价值和运行效率，而且也使生产性服务业自身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扩大了其发展空间。因此对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交互关系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制造业环节偏好的角度看阐述二者的交互关系。

生产环节偏好的研究从国际分散化生产理论研究领域演化而来，其体系的研究始于Antràs等（2012）[1]提出的上游度概念和测度方法，其以生产资源所投入的环节到最终产品的距离来衡量生产环节偏好，并通过回归分析证明了国家产业上游度与该国法律和金融体系发展程度存在显著关系，同时其指出，国家要素禀赋对上游度也有很大影响。在这一概念提出之后的初期阶段，该领域的研究多集中于测度方法的构建，Antràs和Chor（2013）［2］构建了开放状态下生产环节偏好的测度方法，弥补了之前测度方法只能测度封闭经济体，对于开放经济体测度不准确的弊端；Ju和Yu（2015）［3］进一步构建了地区产业上游度、地区出口产业上游度和公司出口上游度的测算方法，将上游度的测度细化至国家内地区层面以及公司层面。

在测度方法相对成熟以后，学界术开始深入分析环节偏好的特征和演化机理。如Hagemejer和Ghodsi（2014）［4］从贸易政策、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等方面刻画了环节偏好变迁的动力机制。也有部分学者开始尝试分析环节偏好的经济效应。Antràs和Chor（2013）［2］通过构建企业组织决策模型证明了企业对某阶段采取生产或购买的决定依赖于该阶段所处的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同时该影响的程度又受到该阶段厂商面临的平均需求弹性以及投入的相对充裕度的影响。Ju和Yu（2015）［3］研究发现上游环节偏好型企业需要更多的初始资本存量和年度投资流量，并且生产环节偏好还会对企业生产率和获利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何祚宇和代谦（2016）［5］基于ＷＩＯＤ数据库对41个经济体的上游度指数进行均值方差分析后发现：欧美国家处于国际分散化生产环节的相对下游，而中国则处于生产环节的相对上游，中国的上游度指数与印度、巴西等国最为相似，为此，其判断中国产业仍位于相对低端环节。马风涛（2016）［6］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对中国制造业上游度演进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劳动生产率、研发强度、产品国内增加值比例和熟练劳动力相对投入比例的提升会促进制造业上游度提高。苏庆义和高凌云（2015）［7］基于上游度指数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进行研究后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和特定政策（冲击）在制造业生产工序上游度演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占丽（2019）［8］通过研究发现产业上游度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相关性在中美两国分别表现为正负相反的“悖论”现象，而在剔除品质影响后“中美悖论”随之消失，表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中与美国的差距，不仅源于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的专业化技术特征差异，还源于相同或相似环节的品质特征差异。陈晓华和刘慧（2019）［9］修正Antràs的模型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制造业环节偏好的新测度工具，就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制造业的环节偏好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以远离“最优环节”的形式支持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生产性服务业资源呈现一定的粗放型使用特征。

之前的研究多集中于国家整体产业上游度的分析，对于相关联的产业之间的环节偏好问题研究不足，其中对于服务业对制造业的环节偏好问题仅仅是研究了服务业环节偏好对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而对于服务业对制造业环节偏好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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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tràs，etal，MeasuringtheUpstreamnessofProductionandTradeFlows[J]，AmericanEconomicReview，2012，102(3):412-446．

P.Antràs，D.Chor，OrganizingtheGlobalValueChain[J]，Econometrica，2013，81(6):2127-2204．

J.Ju，X.Yu，Productivity，Profitability，ProductionandExportStructuresAlongtheValueChaininChina[J]，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2015，43(1):33-54．

J.Hagemejer，M.Ghodsi，Up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