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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历史演进及其对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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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历史演进及其对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影响

一、儒家思想的历史演进

儒家经典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久不衰，取得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主流文化的地位，抓紧任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儒家经典思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了几个关键的历史时期。

首先，通过孔子的开创和孟子的不断完善，使得早期儒学在先秦时代得以确立。孔子首开私学、传道授业，率领他的弟子周游列国去宣传他的治国理念，但他的学术思想在政治上并没有很好地得以施行，孔子当时创立的儒家学说，只是诸子百大家中的一家。孔子之后，儒学通过曾子、子思等人的继承而传到了孟子，孟子对儒家进行了发扬光大。孟子从孔子“仁”的正统思想发展到“仁政”理论，到此，孔孟思想形成了儒家道统，在诸子百家中蔚然大观。

其次，到了汉武帝时期，当时的学者董仲舒通过对诸子的得失优劣进行了全面的比较，认为儒家在育民教子、理政治国等方面更为理想。因此，他向汉武帝提出了“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主张，得到了汉武帝的采纳，从而将儒家思想立为国家正统学说，成为治国纲领。在董仲舒这里，将儒家实现了学术与政治、为学与治国联系起来，儒家学说逐步走向政治，开始了儒学的政治化。

第三个重要阶段是宋代程颐、程颢、朱熹等儒家大师选择性地吸收了不同学派的思想精华，形成了程朱理学。尤其是朱熹，为儒家经典《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注释，使这四部书变成官方举考试的主教材。这一来，儒学成为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到了元代，蒙古族虽然废除了科考制度，但儒学的教化仍然在知识分子起作用。在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中，要从儒家经典“四书五经”选取题目，用八股文的形式解题，按照朱熹《四书集注》在标准来思考，到这里，儒学思想达到了一统天下的地位。宋明时期还发展了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陆王心学”，该学说强调“知行合一”、“致良知”等等。后来出现了明朝徐阶、清末曾国藩等继承“陆王心学”心学的大儒。曾国藩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第四个阶段是建立新儒学。和民国初期提倡尊孔的主张相比，新文化知识分子的反孔言论无疑是十分激烈的，但是这并不能表明他们从本质上是反孔非儒的。李大钊指出，“余之拾击孔子，非捂击孔子之本身，乃措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捂击孔子，乃捂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胡适也明确指出，“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劫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一些新文化知识分子从不同角度将儒学纳入现代化学科体系如伦理学、哲学、历史学等进行研究。并将西方辩证思想融入本土儒学，“融合中西哲学，以建立新儒学”，直接导致了儒学的现代化转型。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影响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选择什么样的文化，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新的时代，应正确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法国社会学家勒庞说，“脱离了传统，不管民族气质还是文明，都不可能存在。”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中包含着儒家经典文化思想。中国人没有割断历史，也不可能割断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时已经把儒家文化融合到新文化中了。社会主义新文化虽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而马克思主义来自国外，非本土产生，是不是就能够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可以割断历史，与儒家文化思毫不相干呢？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无产阶级文化不能没有继承前人的文化。因为，如果不继承全人类所创造的全部优秀文化，共产主义新文化也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无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都反复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的历史与国情相结合。这里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就包含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而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必然要与儒家文化相结合。正是将儒家经典文化思想与中国社会新文化相结合才产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例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制订的“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