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全信息下基于风险偏好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契约设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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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信息下基于风险偏好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契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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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珂董萱袁广达

摘要：基于信息经济学理论，考量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投资方与供给方在不同风险偏好下的契约设计问题，结果显示：在完全信息条件下，投资方的可变补偿成本与治污成本参数和市场环境不确定性的变化呈负相关;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投资方提供分离契约更利于实现自身期望收益最大化，而高技术类型的供给方则偏向于单一契约;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双方期望收益与供给方的不同技术水平均呈正相关;在不同风险组合偏好下，高技术类型的供给方在面临分离契约时的努力水平总高于单一契约，低技术的供给方则相反;当双方均为风险中性时，投资方收益最高;而当双方均为风险规避时，投资方收益最低。

关键词：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不完全信息;风险偏好;契约设计

中图分类号：F279.2;X1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21）05-0139-09

一、引言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aymentsforecosystemservices，PES）机制通常被定义为通过对损害（或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或补偿），从而激励损害（或保护）行为的利益主体减少（或增加）因其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或外部经济性），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1，2]。根据《国务院关于财政生态环保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的报告》显示，2016-2018年，全国财政生态环保支出中，涉及重点生态功能区补偿资金达1918亿元，年均增长12.3%。PES机制调配着“绿水青山”保护者与“金山银山”受益者之间的利益，成为实现生态系统服务外部效应内部化的一种重要工具[3]。由于研究视角和侧重点不同，且不同国家的PES项目也不尽相同，目前学术界对于PES的内涵界定并不统一[4，5]。其中，以Wunder[6]为代表的环境经济学派试图推进PES的市场模型，强调付费的效率;而生态经济学派则试图使经济制度与生态系统服务的物理特性相适应，强调PES分配的公正性[7]，但核心内涵都是以激励换取PES的提供。

PES机制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兼顾生态服务系统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一般而言，一个良好的PES机制首先需要有可以保证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个体，即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方或卖方，包括农户、土地所有者或湿地管理者等[8，9];而PES机制的另一类主要利益主体则为生态系统服务的投资方，这其中既有公共部门的投资者，也包括私营部门的投资者或买方[10]。

近年来，采用激励机制也即契约设计方式解决PES问题已成为环境、资源及区域协调发展等诸多领域的研究热点[11，12]，也是能否有效激励不同契约主体参与PES项目的关键[13]。已有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及主体的风险态度是影响PES契约设计的重要因素[14，15]。一方面，PES契约方之间会由于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可能产生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16，17]，一旦任意一方由于承担过多风险明显感受到不公平时，易产生风险不公平厌恶，进而可能以牺牲自身收益为代价惩罚对方，做出偏离于理论的决策，导致PES系统整体收益空间的压缩[18，19]。国内学者安虎森和周亚雄结合我国地区政府政绩考核机制发现，上游生态区与下游非生态区地方政府作为利益直接相关者，在工业转移与PES项目中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20]。即下游非生态区只有在工业转移发生后才会向上游生态区提供补偿，但上游在获得工业转移后是否会守约值得怀疑。

另一方面，PES契约主体的风险态度不仅影响契约的总体激励效果，对契约的稳定性同样具有一定的影响[21，22]。其中，郭志建和葛颜祥[23]发现由于PES下游存在通过后验概率（如水质、水量改善的情况）修正流域水质水量标准的行为，加之流域生态改善的边际成本具有显著递增的特性，易加剧“棘轮效应”，造成PES项目投资方的投入保守。随后，李国平等[24]通过构建一个中央政府与县级政府生态转移支付的动态委托代理模型，对不同层级政府行为选择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县级政府的风险规避程度越高，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动态激励效应越差。

综上可知，现有对于PES契约的设计较多聚焦于道德风险或逆向选择下的分离契约设计，但实践中契约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往往不仅涉及道德风险问题，同时还涉及逆向选择问题。因此，当契约主体同时面临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时，怎样的契约设计才能最大限度提升PES契约的效率，仍存在一定的探索空间。此外，已有文献虽然将风险偏好纳入研究框架，但往往假定风险偏好信息是双方合作过程中的共有信息，忽视了实践中风险偏好可能是私有信息的现实。鉴于此，本文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出发，将PES涉及的以投资方与供给方两类主体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研究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共存时不同PES契约方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