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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风险、最终控制人与非标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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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风险、最终控制人与非标审计意见

一、引言

注册会计师是否出具非标意见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DeAngelo，1981）：一是注册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中是否能依靠自身的专业胜任能力发现被审计单位的不当行为；二是在发现客户不当行为后注册会计师能否保持实质意义上的独立性。为降低职业风险，注册会计师在出具审计意见时比以往更加谨慎，突出表现为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明显增加。Chent和Church（1992）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风险程度高时，注册会计师比较容易察觉公司的持续经营危机并更有可能出具非标审计意见。曹琼等（2013）发现注册会计师在出具审计意见时非常关注客户的风险程度，客户的风险程度越高，被审计单位出具非标意见的可能性就越大。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与被审计单位经营风险之间的相互关系，Watts和Zimmerman（1983）认为非标审计意见是客观上存在经营风险下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和高代理成本的一种替代。本文主要研究经营风险（用经营杠杆来衡量，如不特别说明，后文不对经营风险和经营杠杆加以区分）与非标审计意见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两点：第一，研究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对注册会计师行为的影响（即对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影响），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因最终控制人不同而不同，从而深化了“最终控制人—审计意见”关系研究；第二，研究民营上市公司、地方国资委上市公司和中央国资委上市公司“经营风险—审计意见”关系曲线形态，使“经营风险—审计意见”关系研究更加细化。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外部审计是现代公司制企业的一种重要外部治理机制，其治理功能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第一，独立审计可以发挥绑定或信号机制作用（Watts和Zimmerman，1983），代理问题越严重的公司，越有动机自愿聘请高质量会计师事务所；第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非标审计意见会给公司价值带来负面影响；第三，会计师事务所在出具审计意见时考虑了公司代理问题引起的审计风险（Carcello和Palmrose，1994）。

经营风险源于对被审计单位实现目标和战略产生不利影响的重大情况、事项、环境和行动，或源于不恰当的目标和战略，可以用经营杠杆指标衡量。李晓会（2010）认为，经营风险多数会产生财务后果，导致重大错报风险，最终影响注册会计师出具审计意见。徐政旦、胡春元（1998）认为，审计风险会使注册会计师在执业中从严出具审计意见。

在我国，股权性质也是影响注册会计师出具审计意见的重要因素。刘继红（2009）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向上盈余管理越多被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就越大，而在非国有企业向上盈余管理与非标审计意见出现概率没有显著相关性。QianWang，T.J.Wong，LijunXia（2008）则发现，中央和地方国企偏好“十大”以外的小所，小事务所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要低于大事务所。他们通过研究中国各类企业对审计师的选择偏好发现，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对“十大”和异地审计师的需求较弱，因为地方国有企业和中央国有企业可以得到政府的扶持，这相当于向外部股东提供了财务保险。因此，相对于同类民营企业，注册会计师在给这些企业出具审计意见时要宽松许多。相反，非国有企业无法得到政府扶持，它们有动力雇用有声誉的审计师以减轻代理问题，并尽早提供财务预警。因此，民营公司有动力雇用“十大”事务所或异地事务所，以提高审计质量。

我国实行分级财政，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为争取更多的财政收入而展开激烈的博弈。同时，地方政府以及同级政府内部的不同级别部门及其人员又要在仕途上获得晋升和实现政治支持最大化，他们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对上级妥协。于是，这种基于经济利益的博弈关系便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也成为同级政府不同级别部门之间关系的一种常态。由于我国中央国资委公司和地方国资委公司分别隶属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这些企业的主要资源配置、重要人事任免和重大经营决策权分别受制于各级政府，因此上述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模型也适用于中央国资委公司和地方国资委公司。鉴于目前我国上级政府能对下级政府实施有效控制，有理由推断，中央国资委公司接受的政府救济要显著多于地方国资委公司，这些企业因持续经营问题或经营绩效问题而破产的概率要比民营企业低得多。相对于地方国资委公司，注册会计师在给中央国资委公司出具审计意见时对审计风险的担忧要少得多，因此，注册会计师更有可能给这些企业出具更清洁的审计意见。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民营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概率显著大于地方国资委上市公司，地方国资委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概率显著大于中央国资委上市公司。

现代外部审计具有公司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