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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与孝文化变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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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2；B82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6.009

孝作为一种传统文化，长期存在于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被称为“百善之首”，也是中国社会伦理的脊柱。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先生曾说过：“说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自是没错。”[1]孝文化是家庭关系有序的保障，是调整氏族内部关系的重要工具，千百年来，它极大地巩固了中国独特的血缘宗法体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同时，血缘宗法关系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牢固地位，也使孝成为中国道德伦理最重要的内容，并逐渐发展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准则和自我规范。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与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及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社会转型促使社会制度、生产关系及社会伦理规范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基于此的社会思想文化自然也会发生转变，孝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需要重构。1980年以来，孝文化逐渐引起学界及社会的重视，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孝文化进行了研究。总的说来，国内学者从实证角度分析研究孝文化的较多，而从社会转型角度研究孝文化的较少。关于社会转型，学界存在着三种不同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包括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本文拟从社会结构变动的角度出发，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社会转型对孝文化自身引发的问题及孝文化历史演变进行厘定，对孝文化进行历时的分析和共时的考量，在此基础上提出重构适应时代需求的孝文化，以期为新时代中国孝文化的建构与发展提供路径参考。

一、孝文化的产生及演变

刘德忠[2]认为，孝观念的产生基于两个条件：一是基于血缘而产生的亲亲关系，这是人类一种古老的感情，氏族社会就是靠它来维系的；二是个体家庭经济的形成，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家庭中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出现。中国封建社会是典型的小农经济社会，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男耕女织是其基本的生产方式，在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活动中，社会需要有一套相应的道德规范来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孝文化就是顺应这种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

孝文化最初是伴随着父系社会与父子关系的确立而产生的。西周时期，统治者在权力上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孝就是保障这一制度得以实施的伦理法则。《尔雅?释训》对孝的解释是，“善事父母为孝”[3]；《说文解字》对孝的解释是，“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4]；《辞海》对孝的注释是，“善事父母曰孝，对祖先也称孝”[5]。可见，善事父母、尊老敬老、崇敬祖先、传宗接代是“孝”字最初的含义。

随着封建社会制度的确立，中国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和以血缘宗法的家庭为社会组织个体的国家体制，而家庭和家族的稳定是国家稳定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原本只限于保障家庭内部稳定的孝就被延伸到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把孝纳入到了儒家思想之中，认为推行孝道就是“为政”，因为“孝慈则忠”，子孝于父可使臣民忠于国家和君王。这样，“孝”作为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就被融入了社会伦理，融入到以小农家庭为单位的封建社会体系中。到了汉代，封建统治者从实践上把孝的概念政治化，出现了“汉以孝治天下”的情形，孝被纳入封建道德体系中，开始成为封建家长制统治的工具。这一时期最典型的关于孝的代表作就是《孝经》。随后，孝作为一种统治工具不断被强化，并被掺杂入一些统治者的意念而逐渐扭曲。

肖群忠[6]认为，孝文化具有二重性，即人民性和封建性，前者是基于人类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对父母的敬爱之情，是人类情感的需求，体现的是一种永恒、广博的价值取向；后者内含于孝文化之中，具有封建时代的历史局限性，封建统治者不断将其极端化、专制化、神秘化和愚昧化，从而使全社会形成愚孝，以利于其统治。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孝文化逐渐被异化。在宋朝，程朱理学通过对孔孟孝道观念的阐释将孝的理念与封建政治紧密结合起来，把忠、孝混同起来，并且对孝的含义进行了改造，将“善事父母”改造为父权思想，并将其与忠君思想进行捆绑，提倡把“忠孝”作为人的立身之本。孝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逐渐走向极端化、愚昧化，最终形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愚孝思想。

在封建社会，孝文化从最初的产生、发展与完善，到最后为封建统治者所利用而逐渐走向极端化、愚昧化，这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生的“孝”的异化。孝作为宗族社会的伦理规范，具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