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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与西部农村地区收入不平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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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5-0115-08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收入不平等一路攀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全国基尼系数达到了0.412,超过了国际警戒线;2012年则达到了0.474。另据西南财经大学的调查数据,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更是高达0.61。不论哪套数据更加客观更加准确,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非常大了。多数人对中国农村的印象是普遍贫穷。但实际上,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远超乎我们的想象。西南财经大学的数据还揭示,农村家庭内部的收入差距要高于城镇内部,基尼系数为0.60,基本接近总体不平等程度,并且这种不平等在西部农村地区更加突出。贫穷与不平等现象并存,亟待我们加以分析和理解。

如何缩小收入不平等?最重要的就是减少贫困人口,降低贫困发生率。但中国农村的贫困率不容乐观,在西部地区则更加严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我们勾勒了2000、2005和2010年等三年的全国及西部农村地区贫困人口的统计表(见表1)。

2000~2010年,中国反贫困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贫困线不断上调的同时,贫困发生率在不断地下降。其中,西部农村地区的贫困率从2000年的20.6%下降到2010年的6.1%,下降了70.4%。但同时,西部贫困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却从60.8%上升到了65.1%。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2010年从全国随机挑选3个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就有2个来自西部地区。另一方面,中国的贫困线水平很低,一旦提高贫困线,贫困的对象将急剧上升,比如2011年国家将贫困线调整到2300元,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就增至1.28亿。可以预计,其中有70%左右的贫困人口是来自西部农村地区。

21世纪以来,社会资本在反贫困治理中被各界人士寄予极高的厚望,但也招致了一些非议。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是缺乏实证检验,还有则是对社会资本的多层次性及其差异的关注较少。在简要梳理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发展脉络后,本文将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从家庭和社区两个层面来测量社会资本,联合考察它们对西部农村地区收入不平等,以及对低收入贫困家庭所带来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对农村家庭收入及不平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等角度[2]。但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发现,这些研究通常假定经济活动是自利和独立的,而忽略了经济行动是嵌入在更大的社会结构之中的。这反映到收入不平等的研究中,则表现为忽略了不同群体和社会行动者社会背景以及其他社会性因素导致的收入差异。这里最突出,也是被广泛运用的就是个人及家庭的社会资本禀赋,它被认为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资源禀赋之外,另一种影响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资本形式。社会资本同其他资本最大的区别在于,它蕴藏于人际关系网络之中,可能不直接参与价值创造,但却是经济绩效的“粘合剂”。总体来看,和经济绩效相关联的社会资本有两个主要形态:第一,基于人际网络的个体、家庭层次的社会资本。第二,基于规范、互惠、社会凝聚力与信任等较为宏观的社区层次的社会资本。前者以林南、伯特和边燕杰等人为代表;后者的代表人物则包括科尔曼、帕特南以及福山等人。本文试图同时考察这两种社会资本对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一)家庭社会资本与农村收入不平等

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也最具经济效应。在这个大的领域里面,也有多个理论流派,包括网络结构观、网络规模观、网络关系观和网络资源观等,本文采取了综合分析的视角。已有研究发现,社会网络资本可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加就业机会[3]。而且,社会资本对弱势群体的地位获得尤为有效[4]。在关于农村地区的研究中,Grootaert最早发现社会资本对于减少家庭贫困有重要作用,是“穷人的资本”[5],他运用了本文所涉及的分位数回归方法,发现,社会资本在最低收入组的农户家庭中(10%分位点)的回报率是最高收入家庭(90%分位点)的两倍。张爽等人根据中国调查资料也发现,社会网络可以减少贫困[6]。社会资本可以提高农村居民获得非农工作的机会,帮助他们拥有更多的民间借贷渠道,从而更可能创办自营工商业[7]。

关系型社会资本对于脱贫致富的价值也遭到了很多批评。他们认为,社会网络资本确实可以传递信息、增强信任,有助于互惠合作。但是人们的交往具有同质性,富人的网络在有意无意间会排斥穷人。所以,穷人的网络资源实际上是更加匮乏的。这种“马太效应”,不仅不利于缓解贫困,反而会加深贫富分化。有学者就发现一些社会关系会加剧“最贫穷的人”被排斥的状态。而且贫困者之间的紧密团结,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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