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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视角下的语言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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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14）06-0084-04

一、引言

近些年，语言政策研究逐渐成为国内的学术热点，有关语言政策的实践研究不断涌现，但“语言政策和规划的理论研究……还比较薄弱，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套独立的、普遍接受的理论体系”。[1]即便如此，国内许多学者尝试从不同角度探索研究语言政策，经济学视角、文化学视角、人类学、教育学视角等都丰富了语言政策的研究内涵，加深了我们对语言政策理性认识，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视角。

本文在肯定以上研究成果的同时，尝试从社会学视角入手，力图阐释语言政策的研究轨迹与社会学的密切关系，从而呼吁学术界更加重视社会学视角下的语言政策研究。

二、研究轨迹与社会学影响因素

（一）概述

1.语言政策的内涵与作用

语言政策包含显性语言政策和隐性语言政策，[2]它可以是“一套思想、法律、法规体系”，也可以是“语言社团（代言人，即语言规划决策者）关于其语言价值系统达成的共识等语言意识形态的体现”。[1]（2）世界上有125个国家在宪法中确立了语言地位，其中近百个国家将一种或多种语言作为其国语或官方语言，[3]更有众多的国家不断出台并修订其语言法规，用以促成族际间互通交流可能性和国族身份建构可行性的实现。除了这些显性立法形式之外，语言政策还可以隐性存在于利益主体的意识形态中。语言政策可以涉及微观语言结构、语法标准、词汇规范等的制定，可以涵盖语言工具性和地位合法性关系的确立，也可以包括促进语言及其文化意识形态的传播等。从本质上看，语言政策并不囿于规范、标准的制定，更需发挥协调矛盾、解决冲突的作用。

2.语言政策研究的三大阶段

语言政策的实践活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但学者们对语言政策研究却相对滞后。直到20世纪40～50年代（1945年），第一本以语言政策命名的出版物才得以问世；[3]（11）但到了60～70年代，语言政策研究在“问题导向”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形成第一阶段；20世纪70～80年代，语言政策研究出现转向，由“以问题为导向”的思路转入“以资源为中心”的思路，两种截然不同的指导思想催生了反映不同意识形态的语言政策理论，研究进入第二阶段；80年代到现在，出现“以权利为口号”的新时期研究重点，这表明语言政策研究进入第三阶段。[4]

（二）社会学思潮影响下的语言政策研究

语言政策研究的三个历史阶段对应三个关键词，即语言问题、语言资源和语言权利。它们构成语言政策研究中的“三大语言话题”。[5]研究发现，三大语言话题的产生与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具有渊源关系。

1.问题论与实用主义

语言政策研究领域著名学者豪根曾指出，“任何原因造成的任何令人不满意的语言现状，都可以由语言政策来解决。”[6]这种问题论导向下的语言政策研究往往强调用政策行动解决问题，强调行动作为思想基础的重要作用。[7]而这种实用主义的倾向与当时的社会学理论发展有很大关系。皮尔斯和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影响到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并自此开启象征互动论的研究热潮；处于同一时期的语言政策研究也同样具有实用主义特色。功能派占据主导地位时期，语言政策更多从功能角度入手，认为社会秩序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调整实现功能整合，从而达到秩序井然。也正因为如此，语言政策研究出现普遍的乐观情绪，认为语言政策自身就是为解决问题而产生的。

2.资源论与生态主义

学界和政府对语言政策的乐观态度迅速降温，研究侧重点也迅速转为以资源论为研究重点。资源论导向下的语言政策研究大多从生态角度、从资源存在的必要性角度进行论述，这种视角也可以从社会学家的思想宝库中找到渊源。社会学家孔德率先用生物学中的细胞、组织和器官概念来比喻社会结构中的家庭、等级、城市和社区，[8]并由此认为失去生态平衡的社会系统会自此陷入“病态”。[9]斯宾塞则更进一步指出每种结构和功能都是在相对依存结构中才得以维系，实现整合。[10]语言政策资源论与社会学理论的巨大相似性绝非偶然，语言政策其实就是语言社会学，它受到社会学理论的巨大影响。

3.权利论与后现代主义

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权利论的研究重点很快兴起。在此导向下的语言政策倾向从弱势群体角度出发，主张权利的获得；将语言权利视为人权内容之一，认为每个人都有使用语言、发展语言的权利。“以芬兰语言学家托芙?斯古特纳伯―康格斯为首的欧洲语言学家，在广泛研究语言、语言教育和语言政策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语言人权’的思想”。[11]这种视角是冲突论的典型特点之一。当代社会理论研究重点之一就是“语言作为权力运作的脉络”，这种切入点是对“社会运作中的权力体系及其更